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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居在川西地域文化中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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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四川是全国五大客家人聚居省之一。生活在成都地区的这支一直保留着浓郁的岭南风俗习惯的四川客家人大约是在1680年至1800年左右从粤东、粤北、闽西、赣南等地迁入的。本文将探讨17世纪以来川西客家民居的特点,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探讨客家民居在地域文化中的生存演变方式及其变迁,从建筑文化领域反映客家移民融入不同地域文化的过程。
17世纪中叶以来,明末清初的战争加之战乱期间的瘟疫等自然灾害,造成四川人口急剧锐减,土地抛荒严重。为了恢复生产,清廷发动了移民垦荒运动,百万客家人相继移民入川。四川作为全国五大客家人聚居省之一,客家人的人数至今在200万以上,主要聚居在川西和川中的沱江流域。[1](P182)根据客家方言岛的分布来分析,川西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成华区、青白江区、新都、金堂、彭州、温江、双流、新津及广汉、什邡一带。成都市东郊的龙泉山脉是蜀中面积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区,至今最完整地保存了客家的文化,如客家语言、风俗习惯及建筑等。①这支生活在天府之国腹心地带的客家移民,大约在1680年至1800年左右从粤东、粤北、闽西、赣南等地迁入川西。探讨这支生活在川西平原周边地区的客家人的民居特点及其演变,可以让我们看到作为外来文化的客家居民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的生存状态。阿尔多·罗西曾提出,建筑通过自身的生存过程,与它周围人为的或自然的环境融为一体,当其通过自己的本原建立起来一种逻辑关系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建筑就以各自的表情表现了某一地方的环境特性。[2]通过研究客家民居在川西的生存方式,可使我们看到客家民居是如何融入四川当地的地域环境,如何在融入地域文化的同时改造着地域文化,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过程。（参考《建筑中文网》）
一、川西客家民居的布局演变
四川客家民居在川西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
1.小户客家的“二堂”住屋
“二堂”屋是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客家民居中常见的基本形态,也是晚期移民小家庭常采用的形式。其平面布局实为四面房屋围合而成的四合院(图1),建筑以天井为中心,入口处的下房共三间,中间是下堂(兼出入大门),正房三间,中间为上堂,共有“二堂”,天井两侧厢房各一间,总共八间房屋,民间称其为“硬八间”。
移民到川西的客家人住屋,保持了粤东客家民居“二堂”的基本特点,以上、下厅堂为中心,围绕天井,房屋对称组合而成,四周外墙少窗。但在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习俗过程中,对原乡的聚居平面模式也作了一些改变。只保留了上、下“二堂”的核心,小家庭的生活单元对房屋数量的需求减少,一般家庭没有了广东门堂屋的两横;为利于室内的采光、通风,茶盘屋两侧的厢房面向天井敞开,形成半封闭的空间。
四面围合的“二堂”屋布局是川西乡间客家民居的核心,灵活性很大,可随着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多及所处地势,向横向或纵向发展。[1](P184)如有的“二堂屋”住宅堂屋的左右房间增为5间,也有在主体侧面横向发展加建横屋,形成二堂一横、二堂二横、二堂四横等布局。成都新都区石板滩镇的广东籍廖氏宅,据族谱推算,始建时间距今约200年。以“二堂屋”为核心,向两侧横向发展建造四列横屋,形成“二堂四横”的布局。(图2)
(《成都古镇与民居特色及保护利用研究》报告,周密测绘)
2.大户客家的聚居建筑
早中期的移民,在家族发展后,仍保持聚族而居的习俗,将原乡的围垅、土楼等大型聚居住宅模式迁移至川西平原,继续发展。
在成都青白江区姚渡乡(原属金堂县)的“曾家老寨”系广东惠州府长乐县客家移民所建的大型聚居住宅,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建成。全宅占地40亩,大小房间数百间,庭院数十个,保持有客家原乡土楼风格。寨子的高大围墙的四角建有碉楼,碉楼高五层,寨内广厦连绵数百间,中部为“五房共有的许多公房”。各房共居而又各得天地,每房都有小院围墙相隔的庭院居室,各房之间又有曲径通向公房乃至大门。寨内高耸的“扶凤楼”高四层,登上楼阁一瞰全寨。由于川西平原的地方风俗,寨中设有两个戏台。此外寨内还有粉房、磨房、猪舍、鸡棚、厨房、仓库等设施。[3]由于曾氏人口增多,咸丰元年(1851年),曾家在距老寨150米和400米的位置先后修了两个新寨,作为曾氏四房“述经堂”的府第。[4]
钟家大瓦房是龙泉驿区境内现存不多的聚族而居的客家祖屋之一,祖屋背靠龙泉山脉,面向广袤的成都平原,建筑平面呈凹字形。作为家族中枢的祖堂位于大院的正中,由上下堂和数个天井组成,建筑面积近二百平方米。其中,上堂屋是供奉祖先牌位、祭祀和长辈议事之地;下堂屋则是迎宾等的场所。最初在七间正房两侧建有六横屋,分别隶属于入川始祖荣昌公的六个儿子所居,是三堂六横的形式。随着人口的增多,又在东西两端各加建横屋,最终形成现有的三堂八横布局。各横屋院落内布局相同,都有大门直通室外敞坝———“禾坪”,全屋共有七道大门和二十个大小不等的天井,禾坪南面原还有半圆形月池,总建筑面积约3400平方米。[5]整个建筑附会了原乡“九厅十八井”的布局,既满足小家庭独立、私密———“分”的生活需求,同时又彼此联系构成一个家族———“合”的完整整体,充分显示出聚族而居之功能。
(《成都古镇与民居特色及保护利用研究》报告,周密测绘)
二、客家民居顽强的延承性
在迁入四川的大量移民中,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域文化,大部分移民的民居原型最终消失在这片新土地上。但是客家民居仍然跨越着时空,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特点。人与自己的家乡都会有一种“原生性的关联”[6],但只有在与异质环境相对照的情况下,如在异乡,这种意识才得以明确化。而客家人历史上不断迁徙的经历使这种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构,从而变得异常牢固。远离母体环境不仅不会使客家人淡化原乡记忆,反而会对母体文化的原始动力作出更强烈的反映。在四川客家移民的民居中,这种原乡认同表现为对原乡住宅的技术上、空间上、对外关系上的承袭。
1.技术上的延续性
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原乡土楼分布在红壤地带上,土质非常适合于用来夯制墙体,这种夯土墙坚固且有一定的防水能力。客家人制作夯土墙的复杂工艺,使用灵活巧妙的工具,比起其它地区的夯土技术来说,是相当先进的。这为川西客家民居的夯土楼提供了技术保障。成都东部的龙泉山脉的地形环境与本地特有的红色粘土与客家原乡接近,客家移民从原乡带来的发达夯土技术,对土木材料力学性能的充分利用为客家民居在川西的延续创造了条件。
2.空间秩序上的继承性
客家聚居建筑空间构成的最大要素是整体秩序法则,就建筑空间而言,它的公共特征远远大于居住特征。客家人在建造房屋时十分强调“明堂暗屋”的效果,堂为家族共享,屋为家庭私有。在川西客家民居常用的“二堂屋”布局中,仍继承了客家民居“重祖堂、轻住屋”的特点,四角封闭阴暗的房间为住屋,半开敞的房间为上、下堂和作为厨房、储间的左、右厢房。堂开敞明快、气势恢弘,屋因陋就简、封闭狭小,进一步强化了客家人的聚居生活方式和建筑的聚居完形特征。[7](P557)
此外,由于对宗法礼制秩序的严格遵守,客家民居的设计原则是所有居住房屋都面向建筑的几何中心或中轴线,逐次纵深递进或横向延展,形成有规律的、主次分明的空间序列。川西客家民居最基本的形态即是环绕天井四面布屋,对外封闭,突出几何中心的向心性。从其最简单的二堂屋向前、后、左、右不断扩展,形成以正厅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座主次分明、均衡布局的住宅。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体现了客家人因远离故土而敬祖法宗的心态。[8]
在住宅形态上,在广东客家民居中,一般都是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在粤东称为“太师椅”。这种建筑形态在川西二堂屋中得以延续,二堂屋正堂房正脊高于厢房,厢房高于下堂房,整个住宅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3.土楼的防御性得以承袭
由于客家原乡特有的社会环境,客家土楼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性,排他性。而在川西平原,清代移民时期五方杂处互有戒备,而后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不断,民国匪乱横生。这使得成都地区客家民居中的防御性得以继承下来。
但如前所述,大型聚居土楼在川西平原生存空间有限,四川客家民居继承的原乡民居中的防御性表现为厚墙,封闭的外形,筑土楼等特征。(图4)民国年间,成都华阳龙潭寺(龙潭乡)碉楼民居增多,据统计有碉楼的民居达79宅82座,其中一宅一碉的76家,一宅双碉的3家。[1](P195)川西客家民居中的土楼向小型化发展,①体量大多为边长9米或3米的土楼,层高也低,最多三层。墙体与木构共同承重,墙体四周开有枪眼和窗户,二、三层有内向回廊,一般作为了望哨的作用与墙体连在一起,安置在房屋的周围,或房后,房侧。墙体用土夯或石砌,墙厚可达2米。
一、川西客家民居的布局演变
四川客家民居在川西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
1.小户客家的“二堂”住屋
“二堂”屋是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客家民居中常见的基本形态,也是晚期移民小家庭常采用的形式。其平面布局实为四面房屋围合而成的四合院(图1),建筑以天井为中心,入口处的下房共三间,中间是下堂(兼出入大门),正房三间,中间为上堂,共有“二堂”,天井两侧厢房各一间,总共八间房屋,民间称其为“硬八间”。
移民到川西的客家人住屋,保持了粤东客家民居“二堂”的基本特点,以上、下厅堂为中心,围绕天井,房屋对称组合而成,四周外墙少窗。但在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习俗过程中,对原乡的聚居平面模式也作了一些改变。只保留了上、下“二堂”的核心,小家庭的生活单元对房屋数量的需求减少,一般家庭没有了广东门堂屋的两横;为利于室内的采光、通风,茶盘屋两侧的厢房面向天井敞开,形成半封闭的空间。
四面围合的“二堂”屋布局是川西乡间客家民居的核心,灵活性很大,可随着家庭人口的不断增多及所处地势,向横向或纵向发展。[1](P184)如有的“二堂屋”住宅堂屋的左右房间增为5间,也有在主体侧面横向发展加建横屋,形成二堂一横、二堂二横、二堂四横等布局。成都新都区石板滩镇的广东籍廖氏宅,据族谱推算,始建时间距今约200年。以“二堂屋”为核心,向两侧横向发展建造四列横屋,形成“二堂四横”的布局。(图2)
(《成都古镇与民居特色及保护利用研究》报告,周密测绘)
2.大户客家的聚居建筑
早中期的移民,在家族发展后,仍保持聚族而居的习俗,将原乡的围垅、土楼等大型聚居住宅模式迁移至川西平原,继续发展。
在成都青白江区姚渡乡(原属金堂县)的“曾家老寨”系广东惠州府长乐县客家移民所建的大型聚居住宅,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建成。全宅占地40亩,大小房间数百间,庭院数十个,保持有客家原乡土楼风格。寨子的高大围墙的四角建有碉楼,碉楼高五层,寨内广厦连绵数百间,中部为“五房共有的许多公房”。各房共居而又各得天地,每房都有小院围墙相隔的庭院居室,各房之间又有曲径通向公房乃至大门。寨内高耸的“扶凤楼”高四层,登上楼阁一瞰全寨。由于川西平原的地方风俗,寨中设有两个戏台。此外寨内还有粉房、磨房、猪舍、鸡棚、厨房、仓库等设施。[3]由于曾氏人口增多,咸丰元年(1851年),曾家在距老寨150米和400米的位置先后修了两个新寨,作为曾氏四房“述经堂”的府第。[4]
钟家大瓦房是龙泉驿区境内现存不多的聚族而居的客家祖屋之一,祖屋背靠龙泉山脉,面向广袤的成都平原,建筑平面呈凹字形。作为家族中枢的祖堂位于大院的正中,由上下堂和数个天井组成,建筑面积近二百平方米。其中,上堂屋是供奉祖先牌位、祭祀和长辈议事之地;下堂屋则是迎宾等的场所。最初在七间正房两侧建有六横屋,分别隶属于入川始祖荣昌公的六个儿子所居,是三堂六横的形式。随着人口的增多,又在东西两端各加建横屋,最终形成现有的三堂八横布局。各横屋院落内布局相同,都有大门直通室外敞坝———“禾坪”,全屋共有七道大门和二十个大小不等的天井,禾坪南面原还有半圆形月池,总建筑面积约3400平方米。[5]整个建筑附会了原乡“九厅十八井”的布局,既满足小家庭独立、私密———“分”的生活需求,同时又彼此联系构成一个家族———“合”的完整整体,充分显示出聚族而居之功能。
(《成都古镇与民居特色及保护利用研究》报告,周密测绘)
二、客家民居顽强的延承性
在迁入四川的大量移民中,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域文化,大部分移民的民居原型最终消失在这片新土地上。但是客家民居仍然跨越着时空,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特点。人与自己的家乡都会有一种“原生性的关联”[6],但只有在与异质环境相对照的情况下,如在异乡,这种意识才得以明确化。而客家人历史上不断迁徙的经历使这种原乡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构,从而变得异常牢固。远离母体环境不仅不会使客家人淡化原乡记忆,反而会对母体文化的原始动力作出更强烈的反映。在四川客家移民的民居中,这种原乡认同表现为对原乡住宅的技术上、空间上、对外关系上的承袭。
1.技术上的延续性
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原乡土楼分布在红壤地带上,土质非常适合于用来夯制墙体,这种夯土墙坚固且有一定的防水能力。客家人制作夯土墙的复杂工艺,使用灵活巧妙的工具,比起其它地区的夯土技术来说,是相当先进的。这为川西客家民居的夯土楼提供了技术保障。成都东部的龙泉山脉的地形环境与本地特有的红色粘土与客家原乡接近,客家移民从原乡带来的发达夯土技术,对土木材料力学性能的充分利用为客家民居在川西的延续创造了条件。
2.空间秩序上的继承性
客家聚居建筑空间构成的最大要素是整体秩序法则,就建筑空间而言,它的公共特征远远大于居住特征。客家人在建造房屋时十分强调“明堂暗屋”的效果,堂为家族共享,屋为家庭私有。在川西客家民居常用的“二堂屋”布局中,仍继承了客家民居“重祖堂、轻住屋”的特点,四角封闭阴暗的房间为住屋,半开敞的房间为上、下堂和作为厨房、储间的左、右厢房。堂开敞明快、气势恢弘,屋因陋就简、封闭狭小,进一步强化了客家人的聚居生活方式和建筑的聚居完形特征。[7](P557)
此外,由于对宗法礼制秩序的严格遵守,客家民居的设计原则是所有居住房屋都面向建筑的几何中心或中轴线,逐次纵深递进或横向延展,形成有规律的、主次分明的空间序列。川西客家民居最基本的形态即是环绕天井四面布屋,对外封闭,突出几何中心的向心性。从其最简单的二堂屋向前、后、左、右不断扩展,形成以正厅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座主次分明、均衡布局的住宅。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体现了客家人因远离故土而敬祖法宗的心态。[8]
在住宅形态上,在广东客家民居中,一般都是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在粤东称为“太师椅”。这种建筑形态在川西二堂屋中得以延续,二堂屋正堂房正脊高于厢房,厢房高于下堂房,整个住宅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3.土楼的防御性得以承袭
由于客家原乡特有的社会环境,客家土楼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性,排他性。而在川西平原,清代移民时期五方杂处互有戒备,而后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不断,民国匪乱横生。这使得成都地区客家民居中的防御性得以继承下来。
但如前所述,大型聚居土楼在川西平原生存空间有限,四川客家民居继承的原乡民居中的防御性表现为厚墙,封闭的外形,筑土楼等特征。(图4)民国年间,成都华阳龙潭寺(龙潭乡)碉楼民居增多,据统计有碉楼的民居达79宅82座,其中一宅一碉的76家,一宅双碉的3家。[1](P195)川西客家民居中的土楼向小型化发展,①体量大多为边长9米或3米的土楼,层高也低,最多三层。墙体与木构共同承重,墙体四周开有枪眼和窗户,二、三层有内向回廊,一般作为了望哨的作用与墙体连在一起,安置在房屋的周围,或房后,房侧。墙体用土夯或石砌,墙厚可达2米。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1103/148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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