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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对民居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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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民居建筑是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民间习俗、技术条件等最为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与明代相比较，清代社会确实出现了不少影响民居发展的新因素，如民族的融合；人口迅猛增长；木材资源减少，砖材料增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消费观念增强；时代审美的新情趣；华侨引入西方风格；大量移民活动；新的建筑装修材料的推广等。以上诸点都推动了清代民居的发展变化。
民居建筑是与社会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民间习俗、技术条件等最为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与明代相比较，清代社会确实出现了不少影响民居发展的新因素，如：民族的融合；人口迅猛增长；木材资源减少，砖材料增多；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消费观念增强；时代审美的新情趣；华侨引入西方风格；大量移民活动；新的建筑装修材料的推广等。以上诸点都推动了清代民居的发展变化。（参考《建筑中文网》）
民族间的融合与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兄弟民族大量吸收汉族文化方面。在建筑上，满族官民很快地接受了汉族四合院形制，并影响到满族肇兴发源地的吉林。上层贵族的王府及蒙古王公府第亦采用四合院。回族民居也是接受汉族影响较大的例子，各地回居除布局较灵活外，其结构方式、开间、举架、装修等皆与汉族雷同。云南大理的白族民居所惯用的“三坊一照壁”及“四合五天井”形制中，可明显地看出汉族处理院落空间的手法。在交通发达、地势平坦地区的壮族人民亦开始脱离本民族传统的干阑式楼居形式，而逐渐采用地居形式，一般为三间一幢，一堂两卧，与汉族民居类似。居住在昆明一带的汉族、彝族人民同样采用“一颗印”式民居。海南岛沿海一带的黎族人民，放弃了本民族长期使用的船篷形的草顶落地式棚房，改用三角形屋顶构架，当地人称之为“金字屋”的汉式房屋。甘肃南部藏族住宅采用木构或夯土民居，而放弃了传统的石制碉房。总之，清代各民族间在民居形式上相互吸收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展自己的特点，形成丰富多采并有个性的民族民居。
清代人口增长迅猛。明代历朝的全国人口总数一直在五、六千万之间徘徊，至乾隆初期全国人口已突破一亿大关，乾隆中期达到二亿，至清朝末年已增至近四亿人口。但耕地面积增加不多，人民必须在有限的用地上解决居住问题，住房的密集程度明显提高，尤其以人口麇集的南方地区及丘陵地带的西南地区更为明显。节约用地成为各地民居建造所追求的目标。如北京四合院取消了围绕全宅的更道，使平面更紧凑。晋中一带民居部分房屋改为两层或三层。东南沿海地区市镇发展沿街巷或河滨的联排式小型民居。粤闽沿海地区用地更为紧张，当地人民创造了一种单开间、长进深的民居形式，进深长达四、五间，粤中称之为“竹筒屋”，以形容其瘦长。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黔、桂、川、湘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进一步开发山区耕地，移家上山，在山区及丘陵地区建房为清代民居的一个重要特色。另外，在贵州、湘西、桂北地区建造吊脚楼式民居以利用河坡地已成为当地惯用形式。由于房屋较前更为密集，防火问题则更为严重，因此封火山墙形式成为南方民居的普遍形式，并创造出各种优美的山墙造型，构成有特色的城镇街景。
清代手工业与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对民居的影响逐渐具体化，如集镇中手工作坊或商店往往与住房相结合，各地出现了一种前店后宅的住宅形式。在江南水乡集镇的二层楼房则采取下店上宅的形式，店房门板白天完全敞开，进行生产或售货。前店后宅式民居也应用在陕南、四川、湖广等地。此外，山西平遥、太谷一带的票号住宅（即从事银钱借存的原始银行）亦为前店后宅式。浙江、北京等地尚出现了专供出租的民居形式，成批建造，形式雷同。
清代的手工艺术品制作十分发达，在民居建筑上，引用工艺技法装饰内外檐装修，形成清代建筑艺术上的装饰主义倾向。对民居装饰艺术影响最大的是雕刻技艺，广泛用于墀头、影壁、门楼、垂花门、撑拱、廊内轩顶、门窗棂格、室内装修、花罩、梁架构件等部位。其中砖雕盛行于徽州、苏州、佛山、潮汕、北京、河州（临夏）等地，木雕盛行于东阳、苏州、徽州、剑川等地。除了木结构构件的装饰加工以外，有些隔扇、门窗以木雕式的花板装饰心板是清代的特色，其中以东阳、大理两地最为精细复杂。石雕盛行于河北曲阳、浙江青田和绍兴、福建惠安和晋江、广东潮汕等地，其中以绍兴的石漏窗、潮州的阴刻石板画最为精致。在云南大理广泛用大理石作壁面装饰，四川等地用瓷片装饰屋顶屋脊，闽南大型民居油饰喜用贴金工艺等。
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清初至清中叶持续地进行频繁的国内移民活动，以调整全国劳动力的分布情况，移民活动同时也将民居形制和技术介绍到其他地区。如清中叶政府以“借地养民”的名义移民垦荒，自河北迁徙农民进入哲里木盟，又从山西北部及陕西迁民至集宁、伊克昭盟，使得内蒙古南部牧区逐步农业化。这个新开发区的民居形式多为晋陕形式，即院落狭长，厢房多为“三破二”的短进深房屋，还有山西惯用的锢窑形式。明末四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大量两湖及广西居民迁入四川，有的集镇全部是外省人，故川南一带的民居形式明显带有两湖的风格，大门采用墙门形制，墙面上浮贴砖牌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平定新疆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后，经营乌鲁木齐、伊犁一带一百二十余城，驻兵屯田，以汉兵屯种，携眷移戍，其中还包括有八旗兵、蒙古兵、绿营兵等，造成北疆地区具有各种风格的民居形式共存现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亦有大量汉民移入，这也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民居形式的变化。从明末至清代有大批福建莆田、漳州及广东潮汕居民迁入台湾的台南、高雄一带，所以现在台湾古代民居大部分为闽南式民居，而原土著的高山族民居反而成为凤毛麟角。
中国传统民居向来以使用木材为主要结构材料，但入清以来木材积蓄日渐稀少，迫使匠人及业主不得不另寻新的结构材料及构造形式，以满足大量民居的建造。最显著的一点是，硬山搁檩式结构自清中叶以后在国内南北各地发展起来。粤闽的“竹筒屋”就是采用搁檩式结构。一些古老的建造方式，如土窑洞及石头房子，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进一步焕发了新的生机。就是仍然使用木构架的民居，亦经过改进而节约了用材量。与明代住宅相比较，清代住宅的柱径、檩径、梁枋断面等明显变小变细，一些不必要的斗拱构件全部消失，大的月梁造型也以直梁代替，苏州等江南一带更发展用圆木作梁架，以减少边材的损失。可见木架构造的简化及砖石的广泛采用是民居结构发展的大趋势，这就引起了民居外貌的巨大改变。
此外，由于社会的经济财富相对集中于一大批富商、官僚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建造规模宏阔、质量考究、院落相套的大宅院，并附建有花园、花厅等。基于防卫的要求，很多大宅院多建有碉楼、炮楼，以及避难楼等设施。东南沿海村镇亦建有碉楼，或在楼房民居外墙增设炮眼以防盗。
来源: 《建筑中文网》.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704/71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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