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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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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梁思成（1901.4.20-1972.1.9）无疑是最为杰出的先驱。他广泛的影响今天已波及中国建筑领域的几乎所有分枝，如教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文物建筑保护。不过，他最重要的成就还在于他对中国建筑史的开拓性研究。
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梁思成（1901.4.20-1972.1.9）无疑是最为杰出的先驱。他广泛的影响今天已波及中国建筑领域的几乎所有分枝，如教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文物建筑保护。不过，他最重要的成就还在于他对中国建筑史的开拓性研究。（参考《建筑中文网》）
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1927年同时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梁思成随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中国艺术史，但他很快发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难以令人满意，所以仅仅三个月后便离开了哈佛。1928年夏天他回到中国，创办并主持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他和林徽因搬回北京，一起加入了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建筑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翌年3月，梁思成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建筑学术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1]。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遗构的实地调查，并在同年6月发表他的第一篇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2]。该报告是现代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报告中，梁思成向世人介绍了两座建于公元987年，当时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建筑；同时，通过将它们与宋朝的建筑典籍《营造法式》相对照，他发现了许多与这部古代术书的描述相符的实物做法，一方面为研究这部古代典籍找到了实物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以此书为一项重要的断代标准，确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古类型学方法。除此之外，他针对这两座建筑所采用的结构理性主义的评价标准，还奠定了新的中国建筑美学的理论基础。
1936年，梁思成与林徽因考察北京天坛建筑
讨论梁思成的建筑历史方法论，我们绝不能忽视林徽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32年3月，与梁思成发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同时，林徽因也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徵》[3]。这篇文章所包含的重要思想后来贯穿于她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她认为，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徵在于它的框架结构，这一点与西方的哥德式建筑和现代建筑非常相似；第二，中国建筑之美在于它对于结构的忠实表现，即使外人看来最奇特的外观造型部分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则进行解释；第三，结构表现的忠实与否是一个标准，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从初始到成熟，继而衰落的发展演变。1934年，林徽因在她为梁思成的第一部著作《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绪论》中进一步阐发她的这些观点[4]。
梁思成：《北京颐和园谐趣园》（1955）
由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受到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历史风格为主导的建筑教育，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注重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结构体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中国地域广袤，各地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建筑在形式和结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十分显著，因而他们选择何种结构体系的建筑作为中国建筑的代表就是一个颇令人关注的问题。当他们将《营造法式》和《工部工程作法》这两部官式建筑规则以及与之最为相关的宫殿和寺庙建筑当作研究对象时，实际上已把北方官式建筑当作中国建筑的正统代表，他们的工作因此也就是阐明官式中国建筑的结构原理，并揭示它的演变过程。正因为梁、林把中国的地方性建筑放在研究和写作的次要位置，著名的台湾建筑家汉宝德在80年代批评他们忽略了中国建筑的地区性差异。汉说，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宋代以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非常显著，南方地区，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在经济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一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人文传统促成了南方建筑在环境、功能、空间和材料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因此，要研究中国建筑史，即使简而化之，亦必须分为南北两系”[5]。汉宝德的批评非常正确地指出梁、林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局限。但是，笔者以为，他的讨论没能联系到梁、林所处的历史现实，因此他没能认识到在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知识份子探索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梁、林的中国建筑研究以官式建筑为对象所具有的必然性。这一历史现实就是，起源于西方的建筑学和建筑史研究在中国的确立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的，所以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上服务于当时社会对于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需要。
在二十世纪10年代末，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全球的巨大灾难，许多曾经热情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并极力主张仿效西方的模式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就是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曾经相信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普遍性，积极宣传以变革和“新学”拯救中国。可是，当他在1918到1920年间访问欧洲，亲眼目睹了大战之后深重的社会危机和弥漫的悲观主义之后，他否认了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进步的幻想，转而肯定东方文明对于救济西方的“精神饥荒”所具有的价值。他提出将东西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创造一种“综合主义”的现代文化[6]。他在1923年草拟的中国文化史目录可以说就是这一“综合主义”的体现[7]。目录表明，梁启超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目录有单独的“宅居篇”，准备讨论中国的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内容。他还另辟“美术篇”，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并无“美术”（fine arts）这一概念，一般文人仅把书法和绘画视作与诗文同等的艺术，而把雕塑、建筑和刺绣当作低级的匠作。梁启超在他的目录中引入西方的“美术”概念及其相应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内涵，同时加入书法和刺绣这两项中国固有的视觉文化门类，构成了一个中西综合的“中国美术”的新体系。1925年，梁启超得到一部新刊印的《营造法式》，他称此书为“吾族文化之光宠”，并把书寄给正在美国学习建筑的儿子梁思成和他的未婚妻林徽因，嘱附他们“永宝之”[8]。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思成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梁启超建构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国美术框架体系的理想：不仅他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雕塑史、注释《营造法式》的工作与梁启超的构想有关，他曾经准备在哈佛大学从事的研究方向和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也都如此，它们分别是《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宫室史》[9]。
与梁启超构想中国文化史目录同年，三位毕业于日本的中国建筑师在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和现代主义之前西方大多数学校一样，日本的建筑教育也把建筑史放在重要位置，开设了西方建筑史和日本建筑史课程。三位中国建筑师模仿日本学校的教程，制订了苏州工专建筑科的教学体系，但将日本教程中的“日本建筑史”一课替换为“中国建筑史”[10]。梁思成也是如此，他参考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程，设计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科目表，并开设“中国宫室史”一课[11]。
中国建筑史课程的开设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建筑家在获得关于外国建筑的知识后，开始思考中国建筑自身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位置，并试图打破建筑学中以西方的建筑师、建筑思想和建筑作品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筑”是相对于外国建筑的集合名词和独立体系，所以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体系内部的同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一体系中，宫室、庙宇以及其他官式建筑在类型上更丰富，在设计和施工水平上更成熟，在地域分布上更广，在文献记录上更为系统，因而必然会被早期的中国建筑研究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建筑体系的代表。
对于中国建筑体系内部的同一性的强调，在实际的创作领域里就是对于新建筑的所谓“中国风格”的探寻。如果说梁、林和他们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以官式建筑为对象的中国建筑研究在学术上确立了这一风格的一种代表建筑类型，那么对于实践，他们的研究则为这一风格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
梁思成：《山东长清灵岩寺慧崇塔》
近代中外建筑师对于新建筑的中国风格的探索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当时西方传教士意识到有必要将他们的传教使命与中国人的民族自尊相结合，以缓和中西在文化观念上的对立[12]。通过在新的教会建筑上采用中国建筑的造型母题，西方教会开创了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 Murphy）所称的“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13]。由于在20年代之前，现代的建筑学教育在中国尚未开始，从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国建筑师人数还很少，因此，把中国式样建筑母题运用于新建筑的尝试，不得不依靠中国的传统工匠和外国建筑师。由他们创作的“中国式”新建筑因此便由于地区差异和建筑师对中国特徵理解的不同而缺少风格上的统一性。茂飞本人规划并设计了多所中国大学的校园和校舍建筑[14]。他还是最早根据中国官式建筑总结中国建筑造型特徵的外国建筑师之一。他甚至还注意到中国建筑装饰的象徵意义和布局方面的风水考虑[15]。茂飞曾在他的设计中努力表现这些特徵。他的创作方法影响了许多中国建筑师，其中最著名的是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吕彦直。吕在开业前，曾协助茂飞设计金陵女子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建筑。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在1925年和1926年连续赢得中国两项最早的建筑设计竞赛——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首奖。在这两项设计中，他沿用了茂飞的创作方法，虽然两栋建筑都是用西方现代方式建造的，但外观上已颇具中国传统的官式风格[16]。
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1927年同时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梁思成随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中国艺术史，但他很快发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难以令人满意，所以仅仅三个月后便离开了哈佛。1928年夏天他回到中国，创办并主持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他和林徽因搬回北京，一起加入了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建筑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翌年3月，梁思成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建筑学术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1]。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遗构的实地调查，并在同年6月发表他的第一篇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2]。该报告是现代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报告中，梁思成向世人介绍了两座建于公元987年，当时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建筑；同时，通过将它们与宋朝的建筑典籍《营造法式》相对照，他发现了许多与这部古代术书的描述相符的实物做法，一方面为研究这部古代典籍找到了实物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以此书为一项重要的断代标准，确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古类型学方法。除此之外，他针对这两座建筑所采用的结构理性主义的评价标准，还奠定了新的中国建筑美学的理论基础。
1936年，梁思成与林徽因考察北京天坛建筑
讨论梁思成的建筑历史方法论，我们绝不能忽视林徽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32年3月，与梁思成发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同时，林徽因也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徵》[3]。这篇文章所包含的重要思想后来贯穿于她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她认为，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徵在于它的框架结构，这一点与西方的哥德式建筑和现代建筑非常相似；第二，中国建筑之美在于它对于结构的忠实表现，即使外人看来最奇特的外观造型部分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则进行解释；第三，结构表现的忠实与否是一个标准，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从初始到成熟，继而衰落的发展演变。1934年，林徽因在她为梁思成的第一部著作《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绪论》中进一步阐发她的这些观点[4]。
梁思成：《北京颐和园谐趣园》（1955）
由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受到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历史风格为主导的建筑教育，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注重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结构体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中国地域广袤，各地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建筑在形式和结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十分显著，因而他们选择何种结构体系的建筑作为中国建筑的代表就是一个颇令人关注的问题。当他们将《营造法式》和《工部工程作法》这两部官式建筑规则以及与之最为相关的宫殿和寺庙建筑当作研究对象时，实际上已把北方官式建筑当作中国建筑的正统代表，他们的工作因此也就是阐明官式中国建筑的结构原理，并揭示它的演变过程。正因为梁、林把中国的地方性建筑放在研究和写作的次要位置，著名的台湾建筑家汉宝德在80年代批评他们忽略了中国建筑的地区性差异。汉说，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宋代以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非常显著，南方地区，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在经济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一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人文传统促成了南方建筑在环境、功能、空间和材料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因此，要研究中国建筑史，即使简而化之，亦必须分为南北两系”[5]。汉宝德的批评非常正确地指出梁、林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局限。但是，笔者以为，他的讨论没能联系到梁、林所处的历史现实，因此他没能认识到在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知识份子探索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梁、林的中国建筑研究以官式建筑为对象所具有的必然性。这一历史现实就是，起源于西方的建筑学和建筑史研究在中国的确立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的，所以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上服务于当时社会对于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需要。
在二十世纪10年代末，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全球的巨大灾难，许多曾经热情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并极力主张仿效西方的模式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知识份子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就是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曾经相信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普遍性，积极宣传以变革和“新学”拯救中国。可是，当他在1918到1920年间访问欧洲，亲眼目睹了大战之后深重的社会危机和弥漫的悲观主义之后，他否认了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技术进步导致社会进步的幻想，转而肯定东方文明对于救济西方的“精神饥荒”所具有的价值。他提出将东西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创造一种“综合主义”的现代文化[6]。他在1923年草拟的中国文化史目录可以说就是这一“综合主义”的体现[7]。目录表明，梁启超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目录有单独的“宅居篇”，准备讨论中国的宅居、宫室、室内陈设、城垒井渠等内容。他还另辟“美术篇”，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刺绣五个门类。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并无“美术”（fine arts）这一概念，一般文人仅把书法和绘画视作与诗文同等的艺术，而把雕塑、建筑和刺绣当作低级的匠作。梁启超在他的目录中引入西方的“美术”概念及其相应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内涵，同时加入书法和刺绣这两项中国固有的视觉文化门类，构成了一个中西综合的“中国美术”的新体系。1925年，梁启超得到一部新刊印的《营造法式》，他称此书为“吾族文化之光宠”，并把书寄给正在美国学习建筑的儿子梁思成和他的未婚妻林徽因，嘱附他们“永宝之”[8]。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思成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梁启超建构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国美术框架体系的理想：不仅他后来撰写中国建筑史、雕塑史、注释《营造法式》的工作与梁启超的构想有关，他曾经准备在哈佛大学从事的研究方向和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也都如此，它们分别是《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宫室史》[9]。
与梁启超构想中国文化史目录同年，三位毕业于日本的中国建筑师在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和现代主义之前西方大多数学校一样，日本的建筑教育也把建筑史放在重要位置，开设了西方建筑史和日本建筑史课程。三位中国建筑师模仿日本学校的教程，制订了苏州工专建筑科的教学体系，但将日本教程中的“日本建筑史”一课替换为“中国建筑史”[10]。梁思成也是如此，他参考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程，设计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科目表，并开设“中国宫室史”一课[11]。
中国建筑史课程的开设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建筑家在获得关于外国建筑的知识后，开始思考中国建筑自身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位置，并试图打破建筑学中以西方的建筑师、建筑思想和建筑作品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筑”是相对于外国建筑的集合名词和独立体系，所以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体系内部的同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一体系中，宫室、庙宇以及其他官式建筑在类型上更丰富，在设计和施工水平上更成熟，在地域分布上更广，在文献记录上更为系统，因而必然会被早期的中国建筑研究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建筑体系的代表。
对于中国建筑体系内部的同一性的强调，在实际的创作领域里就是对于新建筑的所谓“中国风格”的探寻。如果说梁、林和他们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以官式建筑为对象的中国建筑研究在学术上确立了这一风格的一种代表建筑类型，那么对于实践，他们的研究则为这一风格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
梁思成：《山东长清灵岩寺慧崇塔》
近代中外建筑师对于新建筑的中国风格的探索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当时西方传教士意识到有必要将他们的传教使命与中国人的民族自尊相结合，以缓和中西在文化观念上的对立[12]。通过在新的教会建筑上采用中国建筑的造型母题，西方教会开创了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 Murphy）所称的“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13]。由于在20年代之前，现代的建筑学教育在中国尚未开始，从国外留学归国的中国建筑师人数还很少，因此，把中国式样建筑母题运用于新建筑的尝试，不得不依靠中国的传统工匠和外国建筑师。由他们创作的“中国式”新建筑因此便由于地区差异和建筑师对中国特徵理解的不同而缺少风格上的统一性。茂飞本人规划并设计了多所中国大学的校园和校舍建筑[14]。他还是最早根据中国官式建筑总结中国建筑造型特徵的外国建筑师之一。他甚至还注意到中国建筑装饰的象徵意义和布局方面的风水考虑[15]。茂飞曾在他的设计中努力表现这些特徵。他的创作方法影响了许多中国建筑师，其中最著名的是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吕彦直。吕在开业前，曾协助茂飞设计金陵女子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建筑。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在1925年和1926年连续赢得中国两项最早的建筑设计竞赛——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首奖。在这两项设计中，他沿用了茂飞的创作方法，虽然两栋建筑都是用西方现代方式建造的，但外观上已颇具中国传统的官式风格[16]。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806/113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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