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头号敌人权力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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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权力美学”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
“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权力美学”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参考《建筑中文网》)
“权力美学”始终是被学术界忽略的事物,但它却主宰了当代中国的公共建筑思潮。这种“美学”曾在忽必烈和朱棣打造北京宫式建筑时大放异彩,而它的当代使命,就是要借助建筑大跃进浪潮,构筑新一代国家主义建筑作品,藉此向公众炫示权力的帝王品质:阔大和崇高、威严和令人生畏。“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也是评判官员政绩、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主要尺度。
“权力美学”的“宏大叙事”,在上海掀起了超高层建筑狂潮,在北京掀起了打造阔大建筑的热潮,甚至许多地县级城市也卷入了这场“美学竞赛”,企图在空间的高度和广度上打造权力纪念碑。曾有媒体报导指出,某县官员罔顾民众贫困现实,在当地耗巨资克隆了一座“天安门广场”,藉此满足其“权力美学”的理念。尽管有关官员为此丢了乌纱帽,但“美学”本身却没有得到反思,反而变得更加甚嚣尘上。张艺谋也是玩弄“权力美学”的高手,他的《英雄》从摄影机的角度,把专制皇帝的权力意志推向了“美学”高潮。此外,近年来在文学和电视界盛行的宫廷戏,也都是这种“美学”的拙劣的副产品。它们与建筑界遥相呼应,缔结成了“权力美学”的坚固同盟。
被如此的“权力美学”打造出的公共建筑,固然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它只能让普通民众望而生畏。浙江某地级市的政府大楼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庞大的办公楼前端,是占地辽阔的“亲民广场”,其面积可与上海人民广场媲美,却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也没有座椅和遮阳篷供人驻足休息,平民置身其间的惟一感受,只能是个人的渺小。我曾观察了近一个小时,未见任何平民从那里走过,更遑论有人在那里留连。这是对“亲民广场”命名的一个犀利讽刺,它的宏大空间只能拉开执政者与民众的距离,令官府变成了一座权力孤岛,矗立在光秃秃的水泥方阵之间。在权力尺度被炫耀之后,人的尺度遭到了蔑视,但这“美学”的最终结果却恰好应该相反 将是蔑视者本身遭到民众的蔑视。
我以上谈及的是“权力美学”的“空间算术”,它要求计算权力的空间体量,并且尽可能在高度和广度上实施扩张;在另一方面,“权力美学”还拥有自己的“时间算术”,那就是追求城市发展的速度、变化和“日新月异”的惊奇效果。大跃进的时间模式,至今仍然支配着一些官员的灵魂。此外,似乎还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原因,例如官员必须在任期内完成全部工程,以免其成为他人手里的“桃子”,抑或须在权力有效期内完成工程内部的利益分配等等。这种职务任期的有限性,导致了某种严重的权力焦虑,也决定了建筑的时间算术的法则。高速的“美学原则”就这样被打造起来,成为衡量国家政绩与个人实利的外在标志。
在高速法则下出现的城市建筑浪潮,充满了颠覆性和断裂性。它急切地要修改城市的陈旧面貌,促使其散发出浓烈的现代性气息,却罔顾古老建筑的传统价值和历史文脉的延续。正是在这种“权力美学”的时间算术,引发了大规模建筑颠覆运动,令中国的城市改造运动沦为空前的文化灾难,大批珍贵的文物级老宅遭到拆毁,北京的南池子胡同是这方面的例证。它不仅从反面验证了城建工程的“含金量”,也显示出“权力美学”在摧毁历史时的冷酷无情。
“权力美学”完全无视居民和老建筑的情感联系,无视人的生活经验与记忆,也无视旧建筑与历史文明之间的表意关系。这种时间算术数千年来始终支配着中国人的灵魂。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本质,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疯狂毁灭之上。因为只有权力才会对另一种权力所遗留的物品感到恐惧。正是这种可笑的“项羽式逻辑”,导致了我国大多数历代建筑的覆没。更为荒谬的是,我们至今仍然不得不承袭这种“美学”的腐败鼻息
这是当代中国公共建筑的头号流弊,它不仅制造大量混凝土垃圾,实际也构成了对政府形象的严重损害。
来源: 《建筑中文网》.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506/2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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