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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比伦:基于日常生活的情境空间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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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本文通过介绍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规划思想,引入了日常生活情境建构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游戏"、"漂移"、"异轨"、"心理地图"四大策略,探讨了如何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创造出生动情境的方法,旨在为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开创新的研究视角。
当今物质世界的日渐丰裕，而人们精神生活却逐渐迷失于物欲享受，日常生活存在的要义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新巴比伦是康斯坦特(Constant)用生平近巧年时间研究所成。他所谓之巴比伦并非狭义上的巴比伦城，而是他追求的‘’情境城市“的简称。约在1958年康斯坦特对传说中的古巴比伦城与现代城市的优美景象进行对比研究将“新巴比伦”这一名词引入其著作中。“巴比伦”原意指“ 神之门”，康斯坦特将新巴比伦暗喻为“建筑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体“这即是他孜孜不倦探索的基于日常生活情境建构的理想城市。（参考《建筑中文网》）
1 日常生活与情境建构
日常生活即是人们每日活动的总称包括具体的以“吃喝住穿”等为基本内容的物质性行为。这本应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事但越熟悉的东西却越易被人们所忽略。日常生活的客观存在与个体的人息息相关，是城市空间塑造的重要考虑因素。
1.1 日常生活的回归
18世纪理想主义的余绪加之19世纪对机械美的崇拜使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日渐膨胀。人们自信满满笃信借助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随着商品的极度富裕，人的精神生活逐渐被物欲所控制，20世纪理性从生产领域开始向生活世界回归。早在18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日常生活”构成“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应当从日常生活出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微观基础。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等也提出“生活世界”、“生活形式“等重要概念。尤其是列菲伏尔(H.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分析日常生活可以在平凡中发掘出不平凡，人们并不懂得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日常生活是欲望与需要、严肃与轻浮、自然与文化、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接合点和冲突点”[1]。在列菲伏尔看来， 日常生活是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居、环境……”[2]，是反映个体人真实生活的存在，从这种最平淡无奇但又与人形影相随的生活中寻求一种城市分析模式应当是最有效的。
1.2 日常生活的异化
20世纪的西方社会发展态势趋于平稳.然而安定繁荣的背后依然慢慢滋生了一些问题。列菲伏尔、德波(GuyDebord)等人敏锐地察觉到:当今物质生活日渐繁荣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却日趋繁琐、单调日常生活逐渐被经济利益所蚕食，风格与创造性被削弱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从使用价值的物化消费变成了对宣传、广告等传媒的控制性消费。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假象异化开始充斤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的生产及产品反过来统治人:商品符号与信息的不断膨胀使大众日渐沉迷于图像世界的华丽外观表象单纯追求着感官的刺激。景观以大众传媒的形式伪造了现实，本应真实的日常生活社会变成了虚假的景观社会。
1.3 日常生活与情境主义
针对日常生活的这种异化现象不少学者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其中以各种艺术家、建筑师、设计者组建而成的“情境主义国际”这一先锋团体最具代表性。
“情境主义国际”(SI: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情境主义”思想根植的母体.它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期望借助艺术的方式对抗日渐物质化的西方社会。这一先锋团体成立于1957年.虽然仅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了巧年时间但“情境主义”的思想却一直延续下去并被后来的鲍德里亚、哈维、列菲伏尔等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赋予新的生命力。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强权和经济垄断的统治方式已转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人们看到的只是伪真实的景观社会，需要从日常生活中进行革命以摧毁表象的景观，释放人的本质。在明确了“建构情境”的意义下情境主义者引入了情境的概念和建构情境的策略.并提出一系列的先锋实践其中包括对日常愉悦感的强调.对感官感受的随机性侧重以及对日渐异化的“日常生活”进行解放的各项计划。
2 新巴比伦概述
新巴比伦计划作为情境主义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具有极大影响力被称为1950-1960年代极为辉煌的一项实验性设计是建构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的混合物。康斯坦特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兴趣.源于20世纪50年代他对巴黎、伦敦城市的观察。在那里，他看到人们不停地新建房屋、推倒房屋.然后搬家……交通变得拥挤人们也随即消失—机械化的城市工业环境已经萌芽。基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创造性、愉悦性、共享性的思考维度，康斯坦特在新巴比伦中所致力的情境空间建构开启了对城市空间研究的全新视角。
在这位情境主义设计师的眼里新巴比伦区域“比现存的所有建筑都大的多”，但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城市它仅占地20-30hm2。康斯坦特认为这个尺度既可以处理城市休闲、运输和庇护的关系.又可以达到一定功能分区.可被认为是一个介于建筑综合休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形态。新巴比伦被康斯坦特设计为一个全部由柱子支撑的面积巨大的、多层次的、具有遮蔽性的建筑网络空间结构每层提供不同的功能需要(图1)。康斯坦特意识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流、接触的机会是城市空间建构的本体。为了创作更多的情境空间.在新巴比伦这个巨大网络里空间可以无限制延伸或收缩(图2)，建筑是可移动的、可组合的、可以无限生长的.任何情境在这个空间里都可能发生。居住、工作、休闲功能都退居其次游戏与创造被放到首要位置。或者说新巴比伦被康斯坦特塑造为他所认为的现代城市模型:技术性、全球性、趣味性。
3 新巴比伦的规划内容及思想基础
新巴比伦蕴含的思想体系对西方现代城市和规划思想有深远影响。康斯坦特试图通过大量的模型、草图.拼贴画、蚀刻及版画来说明他的新巴比伦规划内容和思想基础(早在1959年，这些最初的草图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了展览)。
3.1 乌托邦乐趣
城市规划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来自于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新巴比伦可以说是最彻底的乌托邦.以至于1960年代以后，新巴比伦曾作为乌托邦的图标出现在西方社会。但康斯坦特的思想与当时理性功能主义的主流规划意识截然不同。他认为功能、理性并非第一，城市应当创造生活我们需要有建设性的想象力来实现梦想。在新巴比伦的这个游戏环境里人们突破常规，创造各种可能的情境任何超越我们常规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康斯坦特曾加入过莫尔、圣西门、傅立叶和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的实践活动。他具有前瞻性地预言到“机器生产将会慢慢导致人类劳动力的减少，可以确定我们将进入一个生产劳动自动化的新纪元。在历史上，人类将第一次进入一个无须浪费人们劳动力的时代每个人都能用其全部力量发挥创造能力”，“问题是将来的人会如何使用他无限的精力”[3]。
基于这种设想，康斯坦特认为城市应当为充分挖掘人们的创造性而设计，城市的乐趣文化将会是历史的必然。新巴比伦勾勒了一个连续、灵活、流动的空间这种迷宫似的空间(图3)为创造各种情境制造可能。康斯坦特在1948年写到:“定义愈完善，旁观者愈认为其缺少灵活性。”这是一个寻求变化和游戏的城市，它期望通过自由的形式、混合的使用和功能的灵活来超越理性主义最终建立起有新意的，同情人类顽皮和社会需要的城市。
3.2 总体都市主义
受“情境主义国际”的影响，康斯坦特在新巴比伦中继承并发展了“总体都市主义”( Unitary Urbanism)的规划思想。 “总体都市主义”试图唤起人们对田园牧歌般生活的回归，以营造类似于傅立叶提出的“法郎吉”、欧文倡导的“协和村”之类的社会单元。它期望创造一个整体的环境，即“利用所有的艺术门类和现代技术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市环境而它与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之间将存在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3]。 新巴比伦可以被认为是一项集体的社会工程，旨在体现一种社会和谐的热情。它终结了资本家对土地的竞争，土地归统一机构管理.形成一个城市空间、建筑、社会实体以及个体之间的联合体。城市的变化不再受资本和官僚权利的驱动，而主要依靠参与者做贡献。在城市空间的组织中，为了丰富日常的生活，会优先考虑各类要素的流通。总体都市主义拒绝理想化的固定形式和一成不变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坚持城市生活的独特性，否定城市中心的孤立化倾向于高效地将城市的各种功能整合在一起，形成具有整体结构的“紧凑型城市”。
1 日常生活与情境建构
日常生活即是人们每日活动的总称包括具体的以“吃喝住穿”等为基本内容的物质性行为。这本应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事但越熟悉的东西却越易被人们所忽略。日常生活的客观存在与个体的人息息相关，是城市空间塑造的重要考虑因素。
1.1 日常生活的回归
18世纪理想主义的余绪加之19世纪对机械美的崇拜使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日渐膨胀。人们自信满满笃信借助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随着商品的极度富裕，人的精神生活逐渐被物欲所控制，20世纪理性从生产领域开始向生活世界回归。早在18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日常生活”构成“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应当从日常生活出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微观基础。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等也提出“生活世界”、“生活形式“等重要概念。尤其是列菲伏尔(H.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分析日常生活可以在平凡中发掘出不平凡，人们并不懂得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日常生活是欲望与需要、严肃与轻浮、自然与文化、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接合点和冲突点”[1]。在列菲伏尔看来， 日常生活是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居、环境……”[2]，是反映个体人真实生活的存在，从这种最平淡无奇但又与人形影相随的生活中寻求一种城市分析模式应当是最有效的。
1.2 日常生活的异化
20世纪的西方社会发展态势趋于平稳.然而安定繁荣的背后依然慢慢滋生了一些问题。列菲伏尔、德波(GuyDebord)等人敏锐地察觉到:当今物质生活日渐繁荣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却日趋繁琐、单调日常生活逐渐被经济利益所蚕食，风格与创造性被削弱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从使用价值的物化消费变成了对宣传、广告等传媒的控制性消费。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假象异化开始充斤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的生产及产品反过来统治人:商品符号与信息的不断膨胀使大众日渐沉迷于图像世界的华丽外观表象单纯追求着感官的刺激。景观以大众传媒的形式伪造了现实，本应真实的日常生活社会变成了虚假的景观社会。
1.3 日常生活与情境主义
针对日常生活的这种异化现象不少学者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其中以各种艺术家、建筑师、设计者组建而成的“情境主义国际”这一先锋团体最具代表性。
“情境主义国际”(SI: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是“情境主义”思想根植的母体.它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期望借助艺术的方式对抗日渐物质化的西方社会。这一先锋团体成立于1957年.虽然仅在历史舞台上占据了巧年时间但“情境主义”的思想却一直延续下去并被后来的鲍德里亚、哈维、列菲伏尔等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赋予新的生命力。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强权和经济垄断的统治方式已转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人们看到的只是伪真实的景观社会，需要从日常生活中进行革命以摧毁表象的景观，释放人的本质。在明确了“建构情境”的意义下情境主义者引入了情境的概念和建构情境的策略.并提出一系列的先锋实践其中包括对日常愉悦感的强调.对感官感受的随机性侧重以及对日渐异化的“日常生活”进行解放的各项计划。
2 新巴比伦概述
新巴比伦计划作为情境主义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具有极大影响力被称为1950-1960年代极为辉煌的一项实验性设计是建构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的混合物。康斯坦特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兴趣.源于20世纪50年代他对巴黎、伦敦城市的观察。在那里，他看到人们不停地新建房屋、推倒房屋.然后搬家……交通变得拥挤人们也随即消失—机械化的城市工业环境已经萌芽。基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创造性、愉悦性、共享性的思考维度，康斯坦特在新巴比伦中所致力的情境空间建构开启了对城市空间研究的全新视角。
在这位情境主义设计师的眼里新巴比伦区域“比现存的所有建筑都大的多”，但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城市它仅占地20-30hm2。康斯坦特认为这个尺度既可以处理城市休闲、运输和庇护的关系.又可以达到一定功能分区.可被认为是一个介于建筑综合休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形态。新巴比伦被康斯坦特设计为一个全部由柱子支撑的面积巨大的、多层次的、具有遮蔽性的建筑网络空间结构每层提供不同的功能需要(图1)。康斯坦特意识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流、接触的机会是城市空间建构的本体。为了创作更多的情境空间.在新巴比伦这个巨大网络里空间可以无限制延伸或收缩(图2)，建筑是可移动的、可组合的、可以无限生长的.任何情境在这个空间里都可能发生。居住、工作、休闲功能都退居其次游戏与创造被放到首要位置。或者说新巴比伦被康斯坦特塑造为他所认为的现代城市模型:技术性、全球性、趣味性。
3 新巴比伦的规划内容及思想基础
新巴比伦蕴含的思想体系对西方现代城市和规划思想有深远影响。康斯坦特试图通过大量的模型、草图.拼贴画、蚀刻及版画来说明他的新巴比伦规划内容和思想基础(早在1959年，这些最初的草图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了展览)。
3.1 乌托邦乐趣
城市规划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来自于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新巴比伦可以说是最彻底的乌托邦.以至于1960年代以后，新巴比伦曾作为乌托邦的图标出现在西方社会。但康斯坦特的思想与当时理性功能主义的主流规划意识截然不同。他认为功能、理性并非第一，城市应当创造生活我们需要有建设性的想象力来实现梦想。在新巴比伦的这个游戏环境里人们突破常规，创造各种可能的情境任何超越我们常规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康斯坦特曾加入过莫尔、圣西门、傅立叶和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的实践活动。他具有前瞻性地预言到“机器生产将会慢慢导致人类劳动力的减少，可以确定我们将进入一个生产劳动自动化的新纪元。在历史上，人类将第一次进入一个无须浪费人们劳动力的时代每个人都能用其全部力量发挥创造能力”，“问题是将来的人会如何使用他无限的精力”[3]。
基于这种设想，康斯坦特认为城市应当为充分挖掘人们的创造性而设计，城市的乐趣文化将会是历史的必然。新巴比伦勾勒了一个连续、灵活、流动的空间这种迷宫似的空间(图3)为创造各种情境制造可能。康斯坦特在1948年写到:“定义愈完善，旁观者愈认为其缺少灵活性。”这是一个寻求变化和游戏的城市，它期望通过自由的形式、混合的使用和功能的灵活来超越理性主义最终建立起有新意的，同情人类顽皮和社会需要的城市。
3.2 总体都市主义
受“情境主义国际”的影响，康斯坦特在新巴比伦中继承并发展了“总体都市主义”( Unitary Urbanism)的规划思想。 “总体都市主义”试图唤起人们对田园牧歌般生活的回归，以营造类似于傅立叶提出的“法郎吉”、欧文倡导的“协和村”之类的社会单元。它期望创造一个整体的环境，即“利用所有的艺术门类和现代技术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市环境而它与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之间将存在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3]。 新巴比伦可以被认为是一项集体的社会工程，旨在体现一种社会和谐的热情。它终结了资本家对土地的竞争，土地归统一机构管理.形成一个城市空间、建筑、社会实体以及个体之间的联合体。城市的变化不再受资本和官僚权利的驱动，而主要依靠参与者做贡献。在城市空间的组织中，为了丰富日常的生活，会优先考虑各类要素的流通。总体都市主义拒绝理想化的固定形式和一成不变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坚持城市生活的独特性，否定城市中心的孤立化倾向于高效地将城市的各种功能整合在一起，形成具有整体结构的“紧凑型城市”。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1104/148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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