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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剩余权-论规划院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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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现在，规划师动辄就给一个城市开出惊天“大处方”，甚至在国家层次的发展战略上，也越来越多地听到规划师们变得自信的声音。但是，在城市规划设计院改制这个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转变中，规划师们却保持着令人惊诧的“集体沉默”①。规划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潮中，应当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制度路径？规划师这一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出路在哪里？前景是什么？世纪之交，国有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大转制中，大部分规划院在中规
1、引言
现在，规划师动辄就给一个城市开出惊天“大处方”，甚至在国家层次的发展战略上，也越来越多地听到规划师们变得自信的声音。但是，在城市规划设计院改制这个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转变中，规划师们却保持着令人惊诧的“集体沉默”①。规划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潮中，应当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制度路径？规划师这一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出路在哪里？前景是什么？世纪之交，国有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大转制中，大部分规划院在中规院的“影子”底下，躲过了迫在眉睫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相反“病情”仍在“恶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诊断出真正的“病因”，并找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有可能使规划院错过完全“康复”的最佳时机。（参考《建筑中文网》）
从20世纪90年初开始，大部分国有规划院就已经先后从国家全收全支、不用考虑任何盈利的“事业单位”，不可逆转地过渡为依赖市场生存的“企业单位”。虽然现在多数规划院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领导还是由政府部门任命，但生存的基础已经完全市场化。因此，规划院现在的转制，实际上就等同于一个国有企业的转制。回答了规划院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回答了知识型国有企业转制的问题②。现在，公有制企业（国有和集体）转制的主要路径，一是重新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二是完全私有化，通过产权转移将规划院完全推入市场。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规划院这种存量资产和无形资产都较大的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分析，探索一条不同于上述两种转制方式的改革途径。
2、探索的依据—企业理论
所有在外企工作过的人都会注意到，外企职工工作的强度和难度并不比我们高，但他们的人均收入却显著的高于我们，为什么？我在WS Atkins工作期间，就特别注意观察这一点。开始我认为，外企职工之所以收入高，是因为他们收费标准高。但后来我发现，这个答案并不准确，因为，在他们高收费的同时，他们的支出也高—他们同样需要为别人的服务支付较高的成本。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给出了，即递增报酬的根源在于分工。在发达国家，每个公司都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公司中的每个人，又都在从事更专业化的工作。
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其劳动力资本理论里，进一步升华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他提出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专业化的学习可以使每个人不用重复学习别人已经掌握的知识，从而大大加快整个社会知识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专业化分工水平高，而有的国家专业化分工水平低呢？关于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并没有给出答案。在马歇尔-萨缪尔逊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学主流—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论，把企业看成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并假定其有一个人格化的目标函数—利润最大化。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回答诸如“为什么会出现企业”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人们开始注意到经济学的另一个平行分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理论的发端，是科斯（Coase，1937）大学时基本完成的一篇经典论文。在这篇论文里，科斯首先问：“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传统经济学的回答是：“因为分工的需要。”比如在规划院可以通过分工、合作完成单一规划师所无法完成的大项目。但科斯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市场就是用来组织分工的。一个规划师通过付钱给工程师、建筑师，一样可以完成很大的项目，而不必组成一个规划设计事务所。芝加哥学派的鼻祖奈特给出另一个答案，即“规划师分为两类，一类喜欢风险，另一类厌恶风险。结果是喜欢风险的规划师雇用厌恶风险的规划师，并获得超额的报酬。”但科斯认为这也是错的，因为这只不过意味着需要一个保险市场，厌恶风险的规划师可以多买保险，而不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科斯的回答是：“交易成本”。分工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在带来专业化学习知识积累加快好处的同时，必须在拥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之间进行交易，分工越发达，专业化程度越高，交易就越密集，成本就越高。而正是交易成本，限制了一个经济的分工水平，因此，企业的本质就是可以通过内部计划，减少交易成本。
自那以后，很多人沿着这个思路企图论证：市场是无效率的，企业可以通过计划，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这似乎支持了计划经济国家的实践。实际上，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企图绕过交易成本，直接实现高水平的劳动分工。但是，计划经济的实验并不成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张五常（Steven Cheung，1983）才给出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即企业的出现不是因为计划比市场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比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更低。就像在组织一个项目时，规划师可以选择外部委托，也可以选择支付工资，雇用绘图员来画图。按照第一种方式，绘图员每画一张图都需要签合同，就会不胜其烦，而且你也很难判断每一张图的真正价值。于是，你就会用第二种方法，干脆买断对方的劳动力—因为这样只需要一次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出现，只是用交易效率高的“劳动力市场”，代替交易效率低的“产品市场”，同用计划代替市场，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
张五常研究的这个突破性进展，使得有关企业制度的研究终于回到正确的轨道。科斯本人深知张五常研究的价值，在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企业理论的贡献。但是张五常并没有回答劳动力交易的双方，谁应当雇佣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要回到1972年Alchian和Demsetz发表的经典论文。在这篇经典论文中，他们第一次将企业理论与剩余权（residual claims）联系到一起—在企业这个劳动力市场中，人们往往会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的机会主义行为（偷懒），这时就需要有人监督和管理，那么如何使这个监督管理的人有效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拥有剩余权—获得扣除成本后所有剩余所得的权利。在一个合约中，如果剩余权是对称分配的，合约的双方就不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如果剩余权是不对称分配的，这时就会出现企业：拥有剩余权的一方是企业家，另一方就是雇员。企业家可以：①拥有剩余索取权；②修正或中止与雇员有关的权利；③转让他所拥有权力的权利。这种非对称的剩余权分配，被认为是企业的特征。
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但为什么剩余权的分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杨小凯和黄有光20世纪90年代初（Yang and Ng，1993）提出的间接定价理论，揭示了剩余权减少交易费用的秘密，解释了企业家何以在一个企业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原因。根据他们的理论，在一个只有规划师和绘图员的市场里，有3种方式可以组织分工：第一，规划专家将管理知识卖给绘图员；第二，绘图员雇用规划专家帮助他设计；第三，规划专家雇用绘图员帮他干活。在第一种方式里，不存在企业，你交图我付钱，如同“炒更”一样，接活和画图的，拥有对称的剩余权。而后两种方式，就会形式有成企业的运作模式。那么，哪种企业剩余权结构效率更高？杨小凯和黄有光的答案是：剩余权应该用来界定那种定价成本较高的劳动。由于剩余权可以用来间接定价，因此，以前非常难以卷入分工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交易。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绘图员画多少图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经验的规划师也可以看得出谁的水平高，谁的水平低。但是，规划师的劳动却看不见、摸不到。他的方案好坏如何判定？他汇报水平对收益的贡献有多大？这时，企业就会通过把剩余权界定给规划师，来给其设计和管理的贡献间接定价—减掉绘图员画图的固定收益后，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规划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价格。因此，在一个有效率的设计事务所，一定是规划师雇用绘图员。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企业家管理的价值更难定价，“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除了用类似‘分成租合约’（sharecropping contract）这样的制度安排，即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否则企业家的才能是无法被‘激励’出来的”（周其仁，1996）。因此，企业家必须拥有企业的剩余权。科斯（Coase，1937）很早就注意到“发现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交易成本，而企业的功能之一，就是尽量避免增加“发现价格”的成本。间接定价理论揭示了企业为劳动力定价的核心机制，解释了市场上何以总是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象。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808/11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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