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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冲突不断的理想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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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编者按2002年秋天，中国建筑师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举办年会，会议主题为《现代建筑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据悉，与会者就这一颇具多重含义的题目展开议论，见仁见智。本文作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焕加先生未及与会，也无论文，但对此议题一直很是关注。日前，应本报约请，撰写此文。吴先生在致本报编辑的信中表示，他的一些看法、观点，似属于另类，如有争论，甚为欢迎。本报赞同这种态度。欢迎各种意见论争，以期求
编者按：2002年秋天，中国建筑师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举办年会，会议主题为《现代建筑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据悉，与会者就这一颇具多重含义的题目展开议论，见仁见智。本文作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焕加先生未及与会，也无论文，但对此议题一直很是关注。日前，应本报约请，撰写此文。吴先生在致本报编辑的信中表示，他的一些看法、观点，似属于另类，如有争论，甚为欢迎。本报赞同这种态度。欢迎各种意见论争，以期求得中国建筑文化理论的繁荣。（参考《建筑中文网》）
超长寿的传统建筑
今日之事与昨日有关，中国建筑“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问题，与中国建筑历史的特殊性有关，许多问题由此而生。
关于中国传统建筑历史的特殊性，林徽因先生有扼要而精辟的概括，她写道：
“中国建筑为东方独立系统，数千年来，继承演变，流布极广大的区域。虽然在思想及生活上，中国曾多次受外来异族的影响，发生多少变异，而中国建筑直至成熟繁衍的后代，竟仍然保存着它固有的结构方法及布置规模；始终没有失掉它原始面目，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系统。”（梁思成著《清式营造则例》绪论）
林徽因先生在这里指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几个显著特点是：一、特殊，二、超长寿，三、体面讲究，四、始终没有失掉它原始面目。其中第一与第三两项（“极特殊、极体面”）是传统建筑的骄傲。第二与第四项（“极长寿”始终保持原始面目）在建筑史学研究上很有意义，但是从一分为二的观点和实际使用的角度看，这两个特点又有其负面效应。
从远古到清代，我们固有的建筑体系数千年一贯制，有小的变化，没有大的起伏，一本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把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历史都包括在里面，长寿性举世无双。
数千年中，我们的建筑可以说全是本土的，既无“现代化”，也无“国际化”，清静得很。
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设想：一，如果从清末至今，中国社会没有变化，则传统建筑可以长寿至今；二，如果中国至今仍闭关锁国，把外国建筑成功地拒于国门之外，就既无“国际化”问题，也无“本土化”问题；三，如果中国在世界上最先发生产业革命，中国建筑业率先走上近代化及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有内发自生型的现代建筑，则建筑“国际化”主要就是别人的课题了。
然而，实际历史与这些假设正好相反。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建筑，其命运同该国、该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中国建筑在唐宋时期居于世界前列，后来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国家积贫积弱，建筑业也停滞了，渐渐落后于他国。至清末，中国遇到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大变动，建筑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从所未有的改变。
与外入既有关联又独特的近、现代建筑
中国的近、现代建筑不是“内发自生型”，而是“外发次生型”。
清朝晚期，随着西方列强势力伸向中国，欧美的近代建筑首先在我国沿海的几个城市登陆。从此中国土地上除了固有的传统建筑，又有了外来建筑，它们被称作“洋房”。
外国建筑传入中国，正是西方列强以武力为手段，企图将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的时期，洋建筑登陆与列强入侵直接关联。中国人把那个时期出现在中国的洋建筑，视为西方侵略行径的组成部分是有理由的。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只要中国原有建筑体系没有在近代自主地提升，即使没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外国的近代和现代建筑也会传入中国。世界许多国家的建筑进程说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呢？因为，建筑技术及建筑的其他物质层面，一般说来，总是由先发达地区向后发达地区传播和扩散，而建筑技术及其他物质层面，正是一种建筑体系所由形成的基础。中国社会变化虽然迟缓，但进入20世纪后，还是出现了与封建农业社会大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了许多新的建筑课题。始终保持原始面目的传统建筑体系不能满足新的建筑需求，外国建筑体系来到中国。
充满中国贵族味的洋建筑
火车、电报到中国之初，有士大夫“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外国建筑开始登陆中国沿海城市之时，肯定也有人不高兴，但很快就被认可了，还受到欢迎。
1890年张之洞创建汉阳钢铁厂，1893年建成远东第一座钢铁联合企业，其中有中国最早的钢结构厂房，它们由张之洞聘请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施工、安装工作。
1906 年，清政府设陆军部，把现在北京张自忠路的一座王府拆掉，造两层洋式楼房。这座楼房的设计与施工都是中国人完成的。“委员沈琪绘具房图，拟定详细做法，督同监工各员监视全署一切工程，……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间全工一律完竣。”一说沈琪可能是当初福州船政学堂派往法国的留学生之一。（建筑史学者赖德霖还在深入考证沈琪其人其事。）
张之洞造钢铁厂，清政府建陆军部，为什么不将任务托付给样式雷后人或鲁班馆师傅？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清末最高统治者慈禧在接受和使用洋建筑方面也算一个带头者。1908年，北京西直门外为慈禧建造的行宫畅观楼落成，该老太婆到这个欧洲巴洛克式的两层楼去了一次，很是喜欢，表示还要再去，不料很快死了。清末重臣李鸿章晚年在上海建“丁香花园”，他专门聘美国建筑师（名艾赛亚。罗杰斯），按当时美国流行样式建成那座花园别墅。清末民初著名国学大师、保皇派首领康有为晚年在青岛买下一座原德国官员的官邸，康先生在日记中记下自己住进洋房的满意和快慰心情。畅观楼，丁香花园，康有为故居这三座洋楼，今天都健在。
慈禧、李鸿章和康有为三人，自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忠诚和执着，不容置疑。三位都在顶级的中国传统建筑环境中出生和成长，受传统建筑文化的长期薰陶，对祖传的宫殿、四合院，胡同等太熟悉了。然而，他们遇着外国建筑却无格格不入之感，对于外国建筑师打造的洋房，不但不拒斥，反而违反祖制，不顾夷夏之别，竟然主动地、愉快地，比大多数中国人都早地住进了洋房。
到民国时期 ，中国城市里的洋建筑愈来愈多。除了真洋人外，住在里面的不是中国的高官显贵，便是富商巨贾，不是前朝遗老遗少，也是社会文化精英。总之，都是“高等”华人，普通人和贫苦大众只能望洋房兴叹。
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步步转变，洋式建筑逐渐增多、逐渐普遍，只是大家不再强调它们的洋来源，改称新式房屋和新式建筑罢了。
建筑的“器物性”、功能性决定了人的情感
人们说传统建筑和建筑传统是民族情感之所系，是民族性的表现，是民族的符号。这是对的。但有人认为它们不应改变，也不会改变。持这种意见的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减少和建筑传统的削弱有失落感。他们无意中把建筑看成固定的、不能变化的东西，也忽略了人民群众对建筑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文化热”，（相对于上世纪前期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次的主流实系“传统文化热”）。建筑师中相应地也兴起“建筑文化热”，（主要是“传统建筑文化热”）一时间，什么事情都归结为文化，说不清的问题都归因于文化。一些学者似乎认为，大众人心不古，在建筑方面弃旧趋新，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不知尊重文化，不知建筑乃是文化的缘故。呜呼！“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建筑属于文化，当然正确。不过文化有多个层面，并非铁板一块。文化由外向内可分为几个，文化学者们都指出文化的外层（器物文化层面）比较松动，容易改变，越往里越稳固，观念的东西最难改变。这是因为物质或器物文化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关，在与别种文化交流时容易接受影响，发生变化。
建筑处于那个层面呢？建筑是个大系统，种类很多，差别很大，情形复杂。建筑物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会发生关系，但视建筑物的类型、条件程度各各不一。例如，生产性厂房常是单纯的器物性建筑，宗教建筑、纪念建筑则带有强烈的精神、观念文化的品格。
不论怎样，建造房屋的根本和初始目的是容纳人及人的活动，意在使用，重在使用，因而，从根本上说，建筑首先和主要是一种人工制作的物质性的器物。这是大多数建筑物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性征。建筑的其他性征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绝大多数建筑物属于器物文化，是一种外围文化，位于文化的外层。
请看普通百姓购房，他首先看面积，售价，朝向，格局，几个厕所，会不会漏水，等等，外观样式、风格，和谐，对比等等不是不要紧，但排在后面，先物质，后精神，我本人就是这样。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611/58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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