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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设计创新的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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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刚才袁运甫教授的发言中阐述了第十届全国美展设计艺术作品展所要体现的“和而不同” 的主题和他一贯倡导的“大美术”观，指出艺术设计无论大小，都应该为社会服务；无论艺术家的作品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一个设计师，哪怕做一个很小的东西，没有一个大的视野，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有意义设计来。本人非常赞同，借题发挥，我想谈谈这个“和”是什么，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这个大的视野是什么？
引言
刚才袁运甫教授的发言中阐述了第十届全国美展设计艺术作品展所要体现的“和而不同” 的主题和他一贯倡导的“大美术”观，指出艺术设计无论大小，都应该为社会服务；无论艺术家的作品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一个设计师，哪怕做一个很小的东西，没有一个大的视野，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有意义设计来。本人非常赞同，借题发挥，我想谈谈这个“和”是什么，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这个大的视野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首要的认识是中国是正处在一个边缘上的大国，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充满危机的时代。“危机”二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剧烈变化的边缘中，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话，看不见前景手口机会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而装着看不见危险则显然是不道德的。（参考《建筑中文网》）
基于“危机”与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上曾经有两大文艺复兴，一个是在欧洲的原本意义上的文艺复兴（1350—1600），来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内的危机和恐惧，它促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理性与人性的时代，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第二大类似意义上的“文艺复兴”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来自与欧洲独裁主义者的战争、冷战和核武器的恐惧和危机，从而有了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将人的创造力与创业精神体现到了极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Winslow，1999）。就“五四”和与之几成同义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八十五年前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是根本的基础。可以说文化的落后、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积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的驱使下，陈独秀才追求脱离羁绊的“解放”，李大钊才要求冲破历史的网罗，创造青春之中华。鲁 迅才弃医从文，胡适才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 改为《新青年》），到1918年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创办的《新潮》，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便在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
与当年相比，当代中国也面临两大危机，认识这两大危机足已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设计学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是其它学科和文化领域所不能替代的。从蔡元培倡导的美育作为树立健全的人和理想社会之途径，到丰子恺先生当年的“只要有艺术，国家就不会灭亡的艺术救国信念，再到近年来袁运甫、陈逸飞、陈邵华等艺术设计大师们倡导的”大美术“和”设计立国“，都在向当代艺术与设计同仁昭示，设计学科需要有关于社会、国家和”大写人“的大视野，而这个大视野便是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危机。
1.大视野之一：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梁启超，1995）。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文化认同被视同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和身份。
从政治学上讲，它是形成国家、建立国家和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体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张汝伦，2001）。作为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文化认同在文化景观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含义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这个地方由自然的手口文化的一切现象所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通过认同该地方，人类拥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Seamon，1980）。如果说景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符号的话（Cosgrove，1984），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二百年以前或者一百五十年前我们可以说中国有一种鲜明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了，大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论夷夏，我们认同于华夏文化，这个民族的身份鲜明地表现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统下，我们认同于乾隆大帝，认同于康熙大帝，认同于唐太宗，甚至认同于秦始皇；我们的身份证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甚至于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建设的离宫别苑、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无数同胞血汗构筑的长城，无数劳役开凿的大运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翻开到2004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和军事设施。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作为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综观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开始就有了。文化认同的危机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派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事实反差，使得“五四”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从“器”与“技”的局部思考转而向海外寻求民族解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极端的情况下，“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标志性口号，以至于一些学者对于“五四”彻底颠覆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耿耿于怀。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时代发展到今天，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再一次凸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认同的危机，包括对新的由“五四”和建国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在知识界再次发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陈思和，1996）。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身份证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等（吴良镛，2003）。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反映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给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俞孔坚，2003）。当代中国设计师的责任在于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和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比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造城市和景观，它们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俞孔坚，2003）。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在认同古典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认同于古典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510/37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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