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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媒体时代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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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评价后媒体时代的建筑理论与批评，要从历史的大关系中去观察和体认，并且“后媒体时代”这一“断代”也需要放在20世纪整个传媒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确证（当然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文只是借用这一时段来考察建筑理论与批评的当代转向问题），因此，本文首先要理清20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主线，并初步论及中国后媒体时代的形成。
评价后媒体时代的建筑理论与批评，要从历史的大关系中去观察和体认，并且“后媒体时代”这一“断代”也需要放在20世纪整个传媒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确证（当然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文只是借用这一时段来考察建筑理论与批评的当代转向问题），因此，本文首先要理清20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主线，并初步论及中国后媒体时代的形成。（参考《建筑中文网》）
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不管其发展历程多么复杂，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延续性。20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主线其实是建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问题。侯幼彬教授曾对近代中国的建筑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中国建筑的主线索是“现代转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不同，它并非自发的生成，而是受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是一种由外力引发的现代化。这种发展状态历史地注定了中国现代化与西化的不可分割，也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普遍有一种“走向世界”的雄心与“实现现代化”的热望，但“走向世界”与“实现现代化”这些修辞本身就显示了我们处于弱势文化的边缘地位；到90年代中后期，我们还来不及思考是否已走向世界时，另一个核心话语——全球化就迅速在中国登陆。无论我们怎样惊讶与不解，全球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各个层面的语境在中国弥漫并扩张开来。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报告厅里，我们可以听到弗兰克·盖里、斯蒂文·霍尔、矶崎新等建筑大师的演讲，在私底下的交流中，也会随时听到中国的“双语精英”分子的“欧洲口音”或“美国口音”等等。但全球化并不能掩盖中国仍在延续的历史，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敏锐的理论家及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全球化表象之下的东西，即文化的侵略关系——强势文化逐渐侵蚀弱势文化，并最终将其同化。在这样一种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传媒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的社会价值标准逐渐多元化；电视普及，互联网的传播学地位急遽上升；原来以语言为主要信息传播载体转变为由视觉形象为主导；媒体业进一部细分观众（读者）……。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进入后媒体时代。
一、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与批评的环境
1.社会与文化环境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后期右倾的自由与开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国建筑注重表达民族、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此后的建筑倾向于表达地方文化并逐步关心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从“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过程。①到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力已非中国惟一的权力中心。以发达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系统为载体，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侵入中国，并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中国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靠近西方媒体：电视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信息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权力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
众所周知，西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嚣与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为生机勃勃的是大众的流行文化，它没有权力的支持，但充满了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建筑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这一热潮与建国初期兴建“十大建筑”的热潮不同，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与权力的影子。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从表现宏大叙事主题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正其时，西方的后现代与晚期现代主义理论盛行，中国建筑界几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们，正好用来当作如何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3.边缘与中心
此处所说的边缘不是指前文所指的中国文化的边缘地位，而是指在建筑理论与建筑批评中围绕建筑学价值为内核的部分为中心，外围的远离建筑学价值内核的部分为边缘。察看中国目前的建筑批评与建筑理论，会发现中心冷寂、边缘热闹的场景。关乎建筑学价值的讨论与评判很少见，而建筑理论与批评的大众化倾向却十分明显。大众对建筑批评的关注与热忱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大众的评论不能作为建筑学核心意义上的评价基础，大众与媒体的参与充其量只是丰富了建筑学的外延，形成建筑学科对大众与其他领域的开放，但这并不能在根本上影响建筑学的基本评价体系。
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不管其发展历程多么复杂，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延续性。20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主线其实是建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问题。侯幼彬教授曾对近代中国的建筑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中国建筑的主线索是“现代转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不同，它并非自发的生成，而是受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是一种由外力引发的现代化。这种发展状态历史地注定了中国现代化与西化的不可分割，也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普遍有一种“走向世界”的雄心与“实现现代化”的热望，但“走向世界”与“实现现代化”这些修辞本身就显示了我们处于弱势文化的边缘地位；到90年代中后期，我们还来不及思考是否已走向世界时，另一个核心话语——全球化就迅速在中国登陆。无论我们怎样惊讶与不解，全球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各个层面的语境在中国弥漫并扩张开来。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报告厅里，我们可以听到弗兰克·盖里、斯蒂文·霍尔、矶崎新等建筑大师的演讲，在私底下的交流中，也会随时听到中国的“双语精英”分子的“欧洲口音”或“美国口音”等等。但全球化并不能掩盖中国仍在延续的历史，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敏锐的理论家及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全球化表象之下的东西，即文化的侵略关系——强势文化逐渐侵蚀弱势文化，并最终将其同化。在这样一种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传媒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的社会价值标准逐渐多元化；电视普及，互联网的传播学地位急遽上升；原来以语言为主要信息传播载体转变为由视觉形象为主导；媒体业进一部细分观众（读者）……。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进入后媒体时代。
一、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与批评的环境
1.社会与文化环境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后期右倾的自由与开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国建筑注重表达民族、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此后的建筑倾向于表达地方文化并逐步关心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从“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过程。①到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力已非中国惟一的权力中心。以发达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系统为载体，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侵入中国，并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中国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靠近西方媒体：电视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信息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权力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
众所周知，西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嚣与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为生机勃勃的是大众的流行文化，它没有权力的支持，但充满了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建筑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这一热潮与建国初期兴建“十大建筑”的热潮不同，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与权力的影子。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从表现宏大叙事主题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正其时，西方的后现代与晚期现代主义理论盛行，中国建筑界几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们，正好用来当作如何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3.边缘与中心
此处所说的边缘不是指前文所指的中国文化的边缘地位，而是指在建筑理论与建筑批评中围绕建筑学价值为内核的部分为中心，外围的远离建筑学价值内核的部分为边缘。察看中国目前的建筑批评与建筑理论，会发现中心冷寂、边缘热闹的场景。关乎建筑学价值的讨论与评判很少见，而建筑理论与批评的大众化倾向却十分明显。大众对建筑批评的关注与热忱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大众的评论不能作为建筑学核心意义上的评价基础，大众与媒体的参与充其量只是丰富了建筑学的外延，形成建筑学科对大众与其他领域的开放，但这并不能在根本上影响建筑学的基本评价体系。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801/93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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