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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复归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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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制度政治学表面上是对传统政治学的复归，但实际上是在对当代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对传统政治学中一些重要问题的重新关注。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西方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和当代政治科学方面的一个尝试。
内容提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制度政治学表面上是对传统政治学的复归，但实际上是在对当代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对传统政治学中一些重要问题的重新关注。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西方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和当代政治科学方面的一个尝试。（参考《建筑中文网》）
关 键 词:政治学/政治制度/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作者简介：张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现代政治学源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纪的欧美，尤其是美国，开始了一场旨在把政治学改造成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变革。这场变革的结果是，政治科学轻视或拒绝政治制度研究，转而更加注重两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假定：个人作为个人自主地进行政治活动，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在这两种理论研究中，个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决定。同时，这两种理论研究也同样看重外因对政治过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外，这场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断增长的对精确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经验性政治研究理论的构建的偏好。很显然，这些研究范式和理论构建方面的关注排斥和拒绝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注：关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最好的解释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学研究又开始关注传统政治学一直关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权力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尽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释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制度性说明。这一“新制度政治学”不仅恢复了许多“老制度政治学”用来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特征，它也在许多理论和个人体验层面发展了政治学研究。（注：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学”，与“政治制度学”并无实质的区别，调换词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它使用了许多传统制度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同时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丰富了传统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关注理论的构建和解释的明确与清晰，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将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向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新制度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有哪些继承与发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学与所谓的政治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有什么关系？显然，这两个问题是很难分开的。因此，本文预先做一个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为基础展开论述。这个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学实际上是政治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与政治科学方面的一次尝试。
二
尽管传统制度政治学或者老制度政治学对政治和政治制度有着丰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说明，但是，它缺乏理论的灵感和动机，而建立理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许多人不认为老制度政治学不是“科学”。另外，老制度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观察力，用具象的词句，尝试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边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学的文献非常丰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类的政治生活问题时提出的主要问题倾向于关注能够影响个人政治行为的统治机构的性质，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变的个人行为以及把分散的个人行为引导成有集体主义目的的行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最早的政治哲学家发现和分霄某些政治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成功之处，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设计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统治者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建议。亚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研究的。尽管他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议几乎完全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表达的，他们的确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的系统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
这种制度分析的传统被后继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有些学者尝试着用社会组织的观点分析政治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会政治生活混乱和转变的英国大革命时期，因此，他坚决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败中来拯救人类。洛克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约论主张，开拓一条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鸠关注权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论后来被北美政治实践者用作美国权力分立的理论基础，以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我们还可以开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单，但是，基本问题没有变：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设计政治制度。
19世纪末期，政治学逐渐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专业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历史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老问题”：制度和规范（法律与道德）。政治学就是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领域是统治体系的运行机制。另外，政治学的研究目标和目的也主要是规范性的（伦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体系中，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国家的。
英美政治传统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学比较而言，对国家的依赖要小一点，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非常关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发表的关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论文指出，美国政府可以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尽管大陆国家缺乏像美国一样的政治参与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国家：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前沿人物是沃尔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学或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专业著作。可以认为，当时这些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学看成是国家和政府研究。
在欧洲，刚刚出现的现代政治学和美国的状况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学科（如法学）结合在一起，更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这使得欧洲大陆政治学的中心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的研究。从本质上说，国家（政府）是法律的应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这种应用的一个部分。欧洲学者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倾向和依赖还被另一个事实或现象所影响，这就是，欧洲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还刚刚起步。因此，欧洲学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欧洲国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义理解国家，所以法律就更成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德国学者来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任何社会结构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们可以将老制度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做简要的总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法律，把法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正式的政治结构，认为是这些正式的政治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为；第三，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无论是对本国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还是进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都是力求对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总是把历史做为分析问题的基础；第五，老制度政治学研究明显表现出伦理道德倾向，往往对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价值评判。
三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导致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社会学的重大转变，甚至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导致了学术革命。这一转变或革命的确引起了许多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在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也最后引领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即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出现。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学这一学科。这些共同点包括：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道德伦理倾向（anti-normative bias）；个体决定论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dividualism）；强调政治输入（inputism）。（注：这里的翻译不是直译，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做的翻译。）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708/72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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