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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效用理论发展的三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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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从西方效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看，大体上有三条主线贯穿始终，即从绝对效用价值论到相对效用价值论，从主观效用价值论到客观效用价值论，从基数效用理论到序数效用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效用理论发展的三条主线不是不同时期相互独立的，而是在各个时期三条主线有叠加、并存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着理论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从西方效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看，大体上有三条主线贯穿始终，即：从绝对效用价值论到相对效用价值论，从主观效用价值论到客观效用价值论，从基数效用理论到序数效用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效用理论发展的三条主线不是不同时期相互独立的，而是在各个时期三条主线有叠加、并存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着理论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参考《建筑中文网》）
一、从绝对效用价值论到相对效用价值论
价值是什么，商品的价值如何决定？是整个经济学大厦的根基。不同的经济学家在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活多或少对这个根本问题所有阐述。最初经济学家都想探求价值的一种不变的尺度，即价值的内在原因和尺度。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就有效用理论的思想。他认为，财富就是有用的东西。他已经知道物品有两种用途：一是使用（即效用），二是交换。他以笛子为例，认为对于会吹笛子的人，笛子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笛子的人来说，只有在卖掉它时才是财富。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直觉意义上的价值度量，即价值的内在原因和本质。他认为“经济”是自然的，目的在于获取自然提供给人类的生活必需品等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用价值构成的。
他明确地指出物品有两种用途和属性：一个用途是供人使用（即效用），这是物品本身固有的属性；另一个用途是用于交换，这不是物品所固有的属性，因为物品原先不是为交换而制造的。他在分析公平概念时，最先考察到商品的价值形式，看到：五张床等于一间屋，无异于五张床等于若干货币；床与屋必须在质上有等同性，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互相交换，没有共通性、可约性就不能互相等同。他在这里指的质上的等同性就是效用。由于开拓性的论述，马克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
在萨伊看来，粮食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能充饥；杯子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能用来喝水。他强调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效用决定的。既然价值是由物品的效用决定的，而效用是由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生产的。因此，价值是由生产三要素共同生产的。萨伊在继承古典学说的同时，还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限定对价值作绝对化解释的范围、程度。同时引入相对性的效用要素作为补充，并为均衡分析奠定了基础。他认为，生产成本影响价格只限于通过供给方面的变化，它形成了较低的限度。在那以上，效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把效用作为需求的基础，从而同供给相对应，并把二者统一在一起，规定各自的限度，这就为其后所发展起来并历久不衰的均衡分析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第二，萨伊还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生产的一切要素的价值来自它们的产品的价值。“他认为所有要素的价格取决于它们的产品的价格，从而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这样，需求，或者说效用，就通过价格成本分析而成本为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
贝利强调价值的相对性，他根据自己的“相对”观点，指出了两种价值度量的区别：一种是追随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学派所理解的，就直觉意义上说的价值度量，即价值的内在原因和本质；另一种是就两种货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意义上说的，特别是在货物和货币之间的价值量度。根据后一个概念，贝利说明价值的变化必然会影响用于比较的两种商品。所以，寻求一种价值的不变尺度是幻想。杰文斯认为，价格包含着一种关系，“只是某物得依某比率与他物交换的情况。”他指出：“劳动常决定价值，但只间接地决定价值，那便是增加或限制供给，以变化商品的效用程度。”这样，就把产量概念引入到价格-价值关系中来，达到了进一步的综合。并且，这种较为综合的规定是紧密地联系着市场概念的。通过市场机制，边际效用与产量，从而需求与供给共同决定价格。
二、从主观效用价值论到客观效用价值论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西尼尔、约翰·穆勒、戈森等·西尼尔认为价值的第一个要素是效用，一般即用以表示作为防止痛苦或间接产生愉快的一个手段的特质。加以推广，认为也包括足以直接产生愉快的一切事物在内。在这样解释下的效用，是价值的一个必要成分。但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所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愉快的关系。来自各个物体的痛苦和愉快的感受，系由无数成因所引起的，所变更，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价值的第二个要素是供给的有定限。所谓供给有定限总要牵涉到现有供给所以有限的种种原因的考虑。
有些种类的财富，其供给所以有限制是由于不可克服的障碍；还有些物品，其供给量可以无限地增加，这类物品，不是按照各该物品的现有供给说，而是按照各自增加其供给是比较有限的。指的是限制各该商品供给的阻力的比较强度。价值的第三个要素是可转移性。我们用这个词来表明，足以产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能力的全部或其一部分，是能够或者绝对地，或者在一个期间被转移的。这就很明显，这一事物必须是能够被占有的；没有人能够将他无法摆脱的东西转让给别人。西尼尔在论述价值的三个条件——效用、可转移性和供给有定限。其中供给有定限是最重要的，而供给有定限对价值的影响的主要根源是人性中两个最有力的要素：喜爱变换和喜爱体面。
约翰·穆勒把欲望、动机等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标志着对人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深度。他认为，所谓有用的劳动，是指所带来的好处或快乐与所付出的代价价值相等的劳动。“在所谓物质实体的生产方面，也必须记住，所生产的并非是组成物质实体的物质。世界上所有的全部劳动连一粒物质也生产不出来。我们所生产的，或者想要生产的，正如萨伊所正确称谓的，乃是效用。劳动并不创造物品，而是创造效用。”戈森从人们追求享受的过程中研究商品的价值，也是一种主观效用价值论。他认为，如果我们联系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
如果我们重复以前已满足过的享受，享受量也会发生类似的递减；在重复满足享受的过程中，不仅会发生类似的递减，而且初始感到的享受量也会变得更小，重复享受时感到其为享受的时间更短，饱和感觉则出现得更早。享受重复进行得越快，初始感到的享受量则越少，感到是享受的持续时间也就越短。从这出发，他强调经济理论的数学推导，以追求最大效用为出发点，利用数学工具，特别是几何图形研究效用理论得到了著名的戈森第一定理和戈森第二定理。
瓦尔拉对边际效用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在把主观效用价值转化为客观效用价值，从而在把价值论实际上转变为价格论方面，把边际效用学说推进了一步。瓦尔拉首先强调了供求决定价格是基本的价格理论。但是，由于一种价格都会带来一种确定的供给与需求的规模，于是，存在着多少价格，就有多少这样的供求规模，亦即有多少这样的最大效用。如何统一这种不同的供求规模？他提出了两个条件：
（1）获得最大效用；
（2）供求相等。在一种价格上，从而统一在一种供求的规模上，这时出现的“最大效用”已不再是个人的主观效用，而事实上成为一种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导致的社会的“客观”效用了。在瓦尔拉系统论述“客观”效用价值论后，庞巴维克对客观效用价值理论有了进一部的发展。他指出，效用就其孤立意义而言，是很单纯的；
它只通过两对“边际对”之间的评价以确定价格。但是，在一个有组织的经济中，“效用”成为一个更复杂的概念了。以制造商来说，原料的效用不是他自己的产品对他自己有何用处；而是他作为一个制造商，能把这些原料派什么用场，而这些用场又是由顾客的需要决定的。一个商品的直接使用，在这里被这件商品派什么用场所代替了；而“最有用的”这个词变成“最合算的”或“最盈利的”了。这样就出现了职业生产者，他为市场而生产，他的产品对他自己实际上没有主观价值。他的出现使“边际对”的估计更简单了。因为，卖主的主观估价没有了。
三、从基数效用理论到序数效用理论
效用更多是一种心理感受，要准确计量非常困难，在绝对效用价值向相对效用价值转变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条主线：即从基数效用理论向序数效用理论的转变。基数效用论是以效用的可测量和可比较为前提的，边际效用理论首先遇到难题就是作为主观范畴的效用是不可能精确计量的。由于边际效用论的内容是主观的，而用来度量内容的数学方法是客观形式。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矛盾”使边际效用理论不能大规模应用数学方法，也限制了效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帕累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从消费者偏好某种商品的直接经验事实出发，分析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态度，提出消费偏好的概念。在回避效用在量上差异同时反映了效用的连续性。这样，以消费者行为代替消费者感觉，帕累托为效用理论建立序数效用论。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803/10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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