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合同法》“约定不明确视为不支付利息”的条文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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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合同法》第2ll条第l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笔者认为,此规定不利于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存在一定的缺陷。按照字面分析和逻辑推理,对“约定不明确”的理解,包括两层含义一、双方进行了约定;二
《合同法》第2ll条第l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笔者认为,此规定不利于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存在一定的缺陷。按照字面分析和逻辑推理,对“约定不明确”的理解,包括两层含义:一、双方进行了约定;二、约定的内容有争议,处于不明确的状态。对利息有过约定这一前提是毫无疑义的。立法机关作出这样的选择,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本条作为裁判上的依据,存在着弊端。有必要思考以下问题:什么是相关问题以前适用的规则?执行目前条文引起的弊端是什么?如何避免、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
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上,《合同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公法意义,但在本质上以私权为中心,属私法范畴。法理上,本条有违私法的基本理念:立法技术上,与总则的原则有冲突,违背法律作为整体的一致性:司法实践中,为债务人对自己违背诺言的行为提供了法定的抗辩事由,使法律所要体现的良好道德秩序受到冲击,降低社会的信用度。因此,从理论上对该条文重新加以审视和论证,不仅必要,亦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参考《建筑中文网》)
一、《合同法》实施前同类问题的适用依据
《合同法》实施以前,司法过程中对利息约定不明的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l、《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4条“借款双方因利率发生争议,如果约定不明,又不能证明的,可以比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2、《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以参照本意见第6条规定计息”。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
最高法院对利息约定不明的案件, 《合同法》实施前意见明确,即债务人应当支付利息。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理论界、实务界积累总结了大量成功的司法经验,效用已为实践所证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为法律的完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信息,立法时充分考虑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予以重视。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过去的经验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我国本来可以以《合同法》的制定为契机,通过立法程序对最高法院的解释加以法律化,但却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等因素而否定,就能够为立法机关提供参考的丰富的司法经验总结而言,立法机关的选择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二、现行法律条文的弊端
(一)有悖于《合同法》立法指导思想
《合同法》第l条规定了“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立法指导思想,是用以指导立法和司法活动的思想理论体系,即立法宗旨,是制定和执行法律的出发点和依据,贯穿整个立法、司法过程中。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首要立法目的,以实现物的最高价值和最大利益。而第2ll条与意思自治和社会正义相矛盾,不符合债务人信用不高的国情,与市场经济追求合理利益的导向不一致,有悖于《合同法》立法指导思想。
(二)有违私法契约自由、诚实信用的原则
借款合同属私法领域的民事法律行为,为了适应社会急速变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各国在私法实体法中普遍确立了“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意思自治要求债权契约基本上应予自由,对合同的内容、履行方式和期限等事项由当事人自主协商,不宜由外力加以干涉和限制。法的正义性要求立法从全面干预向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观念转变。只有当事人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契约的约束,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唯一现实选择。[2]诚信原则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准则,要求当事人在交易中恪守信用,以诚实、善意的态度行使权利,双方应对他方根据善良与公平原则全面履行自己约定的义务,不欺诈和损人利己。
《合同法》第lO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民法通则》第56条也规定法律行为可以采取口头形式。学术界认为,私法有别于公法,私法中即便用词是“应当”,也意味着法律为行为人提供了一种最佳模式,而不是“唯一、必须”的方式。勿庸讳言,口头允诺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承诺。合同的成立往往经过要约、承诺两个步骤。要约一经承诺,即发生法律效力,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变更,即禁止翻约。英美法系有信赖利益赔偿的条文,规定合同形式上成立后,即使实质上无效,但当事人因善意相信对方所致的损害得以赔偿。其法理依据是为避免不公平,诺言仍有约束力。[3]法律尊重任何人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益处的原则,违背诺言,显然有过错。举重明轻,英美法有约因的无效行为之诺言尚且有约束力,对已承诺支付利息,只是内容不明的案件,诺言当然也应具有约束力,债务人应按照一定的标准支付利息。“允诺后不可否认”是实体法的一个基本理念,有过约定,合同必须遵守。
我国立法上为了避免发生争议,规定约定不明视为不支付利息,虽然给司法带来便利,但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作利益衡量,弊大于利。从长远的观点看,与良法的标准有矛盾,仅有助于诉讼的一方,而不公正地压制了另一方。使出尔反尔的人通过司法程序赖帐得以成功,不利于维护良好道德的价值,有碍精神文明建设,助长不讲信用行为的发生。信用是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4]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市场由无数具体的个人交易组成。社会整体信用利益受到损害,民事主体对交易缺乏安全感,无疑阻碍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要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关键是市场主体的自律,需要法治。《合同法》第2ll条的导向是,守信者没有相应的鼓励和收益,失信者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谴责与惩罚,反而造成不守信用有利可图的法律后果,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今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有必要从立法上对日益严重的信用问题作出法律正义回应。
(三)冲击等价有偿原则,以公权力强行变更合同意图
产生于罗马法的私权概念,本质上是利已的。[5]债权权利的享用是出借人的目的,意图收取预期的利息。与古代法债权仅仅是物权的手段所不同的是,到了近代,“债权的权利和利息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不复是指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6]学者们主张,对有争议合同的解释,应根据协议时双方“意见一致(consensus ad idem)”条款探求真实意思。[7]借款合同中,有偿是原则,无偿是例外。订立合同的意图是使双方都受协议的约束,在支付利息这一内容上,是双方在平等情况下共同的真实意愿和期望,是当事人自愿为自己设定的义务,理应受到其允诺的意思表示的约束。
退一步说,如果债务人没有应允支付利息,双方达成借款协议的机会相对较少。若非债务人不履约,债权人可以获得预期利益,但因违约发生争议在先,债权人举证不能在后,因此视为不支付利息,是极不公平的。法律在平等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倾向于优先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原则。讼争的状况下,处于弱势的是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因为相对于漫长的求偿过程、防止债不履行发生的可能性和举证责任上,债务人较债权人处优势地位。在债的不履行问题上,债务人对于自己履行义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较为了解,甚至能够最为合理和有效地抵御风险。只要债务人尽必要的防止努力,遵循诚信原则,履行约定的付息义务,是可以避免发生争议的。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债务人不履行的新情况,债权人往往难以作出合理的推测,当初基于善良、诚实的判断未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发生这一情况是其不能控制和避免的。而且,债权人事实上也无法提供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真正原因的证据,显然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双方还本付息的协议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需要保护的法益即维护社会整体信用又特别重要,只是难以证明而已,为体现公平,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也为避免行为人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应该有法律上的补救措施。
(四)立法技术上,破坏了法律的整体性
法律是体系化的规范,应从整体上理解法律,法的前款与后款之间、条文与条文之间(但书除外),总则和分则之间,在逻辑上、价值上符合体系的要求,保持一致性,至少前后不能出现矛盾的规定。整体性体现在立法上,要求立法者设法使整套法律在道德方面取得一致。[8]作为整体的法律要求,法官尽可能假设法律是有一整套前后一致的,与正义和公平有关的原则和诉讼的正当程序所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论证了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建立体现公平、正义并能反映时代进步的秩序。丹宁勋爵认为,思考法律时要探求法的目的、精神,应当作出倾向于实现公平、正义的解释,[9]不能违背法律体系上的立法宗旨和原则。《美国统一商法典》第l-102节规定,“本法典可以被自由地解释和运用,以促进实现构成本法典基础的目的和政策。”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601/1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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