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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社会空间对失地转制居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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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失地转制居民的彻底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我国顺利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失地转制居民形成对自我新身份的认同的接纳,是他们面对城市社会,适应新生活的关键性因素。制约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化和身份认同的既有体制性的,也有个体性因素,而失地转制居民所居住的社会空间——城中村,是制约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化和身份认同的另一重要因素。城中村社会空间具体来说通过其独特的物理建筑、居民的人口特征、经济生产功能、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区的习俗等具体的空间表征来建构和影响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换和身份认同。
伴随我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的,是城市化所催生出的一个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如不能适应陌生的城市生活并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则会陷入被边缘化的处境。而从微观角度来看,失地农民形成新的身份的认同有助于提高失地农民群体的自尊感和自我安全感。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则既有助于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和城市适应,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失地农民,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由于身份的被动非农化,他们充满着对现有体制和制度安排的身份的种种不满,是潜在的引发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只有当失地农民形成对新体制身份的真正认同,他们才能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然而,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认同的现状却十分值得我们思考。李斌(2008)对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认同的抽样调查表明,目前只有24.2%的失地转制居民认为自己已成为城市人,28.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而更多的人对自己的身份持模糊态度[1]。本文拟从社会空间的视角,通过对失地转制居民所居住的社会空间———城中村的分析,来探讨社会空间对失地转制居民身份认同转换的影响。（参考《建筑中文网》）
一、社会空间视角及“城中村”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视角(socialspatialperspective)”由高特第纳(M·Gottdiener)和亨切森(R·Hutchison)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中首次提出[2]。其核心思想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与社会中个体的阶级、身份、性别、种族等社会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空间的社会意义最早进行思考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把空间,具体来说指诸如厂房等归于生产资料,并强调它的资本性。而把空间与个体身份和行为联系起来做研究方面,最早我们可追溯到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沃斯(1964)和帕克(1967)关于芝加哥帮派和所居住的社区之间的关系。福柯对空间在型塑个体身份方面的论述同样十分经典。他通过对边沁的全景监狱,以及对工厂、医院等建筑空间的思考,具体探究的是型塑个体身份的权力,是如何通过所生产出的空间来得以实现的。在福柯看来,这些建筑空间通过“隔离”,使个体被安置、认知、转化以及监视。同时,这些被隔离的空间,通过其所具有的符码意义,制造着个体的身份类别[3]。此外,个体还可以利用空间的表征意义来表达自我的身份。如遍布世界各国的唐人街,是华人面对全然陌生的异国文化而建构的属于自己的地理空间。唐人街,一方面是旅居世界各国的华人创造的空间社区,与此同时,华人的民族身份也通过其生活工作的唐人街这一社会空间而不断被固化[4]。可见,空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术语,我们所生活的空间,是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的,是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有力视域。
“城中村”空间,“是指在我国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所保留着的在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员身份及管理方式等方面依然传承农业社会特点的农村聚落点。”[5]“城中村”作为我国失地转制居民所生活的空间,从物质形态来看,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它又不仅仅指称的是一个用“长、宽、高”等物理概念表达的地理方位和环境。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对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和集体经济属性的城中村地区,在户籍、土地、规划、建设、融资、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二元的管理而造成的。因此可以说,“城中村”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建构出的社会空间。“城中村”社会空间被建构和生产出来后,它又通过其特有的物理环境、居民的人口特征、经济生产功能、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区的习俗等等具体的空间表征来建构和影响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换和身份认同。
二、“城中村”社会空间对失地转制居民身份认同转换的影响
(一)城中村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区隔了转制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
我们所生活的空间,除满足个体的居住功能外,本身就具备象征符号和社会分类的功能。“城中村”作为失地农民所生活的空间,尽管从物质形态来看,是一个地理概念。然而,“城中村”独特的物理环境,却事实上成为区别城市不同群体的身份的空间符码。
它们(城中村)被充满都市气息的各种建筑物严严实实地从四周包裹着,中间就是由数千栋的“挥手楼”、“握手楼”、“贴面楼”、“接吻楼”堆砌起来的高低不齐的独立式住宅楼群。……若从高空往下俯视,在鳞次栉比与低矮杂乱的巨大反差中,这些住宅群落犹如乐谱中一个个不和谐的音符散落在大都市的画面上,奏出一曲曲失调与刺耳的乐章……在当下的城中村,“脏、乱、差”是粘贴在其“身上”最醒目的标签,是“刻画”在其“脸上”最硕大的印记,城中村似乎也由此而成了一堆“建筑垃圾”[6]。
李普曼指出,物理建筑除了具有功能上的使用外,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常常被作为表明你身份的符号,被用来告诉他人你属于何种群体或者说表达了你的社会身份。同样,“城中村”作为都市里的“建筑垃圾”,不仅把它和其他城市社区区分开来,而且,也把居住在城中村的转制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区别开来,使他们成为不同的类别。并进而塑造影响着城中村转制居民的心理和自我身份认同。齐美尔在《大都市的精神生活》一书中,研究了都市高密度的刺激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了都市居民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即复杂和老于世故的人格,工于心计,从而使整个城市社会也就变得较具理性,重视效率,他把这种独特的城市个性看作是城市居民适应和接受工业化城市新环境的结果。在这里,齐美尔看到了都市空间对都市居民独特类别和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样,“城中村”社会空间,也通过其外部景观上的“脏、乱、差”,一方面使城市居民排斥着转制居民;另一方面,转制居民自己也因所居住的这种空间而产生低人一等的自我想象。结果是,居住在城中村社区的居民,因自己尴尬类别而难以融入都市。周大鸣(2001)在分析阻碍城乡结合部彻底都市化的客观原因时指出:混乱且高度密集的城中村住宅空间是一个重要因素[7]。事实上,无论是城中村的彻底城市化而言,还是城中村转制居民彻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转变来说,城中村空间的彻底消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只要转制居民的居住空间和社会结构没有瓦解,转制居民的身份认同的转化就一直是一个问题。
(二)城中村特有的人口特征标注着转制居民的真实身份
“城中村”转制居民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其居住空间的人口特征的影响。个体身份边界的确立可以通过具体的物品消费和交往群体等得以标注。在城中村转制的进程中,目前各地政府基本上都采取对于居住集中、符合建立社区条件的村,一般都是成建制地转为社区居委会。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空间中,由于转制居民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失地农民,在彼此的互动交往中,他们经常性地交换和依赖着的是原来所熟悉的乡土生活经验,这使得他们的社会记忆不断强化并长久地停留在以往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场景之中,其社会互动与认同的视域被深深地嵌入在同群体内。同时,失地转制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基本上是由家庭成员或近亲构成,并无城市居民那样实质意义的同事关系。即使是征地后被安排进企业的那部分人,由于异质性的存在,他们不可能与其他工人建立起具有支持网意义的同事关系。由于社会交往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的高度同质性,他们的交往常常表现出很强的内倾性,表现为既缺少与周围城市居民的沟通和互动,对城市社会文化难以产生认同。也缺少和自己有紧密经济利益的城中村外来租客的互动,仅有的互动和交往也只限于经济层面的房东和房客关系。
施奈德(Schneider)指出,个体的身份同样是由其所拥有的初级群体定义的[8]。个体在与初级群体的关系中定义着自己。也是在这些纽带关系所形成的环境中学习认识“我是谁”。这些初级群体不仅形成了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品味,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自我评价。相反,我们很少关注初级群体之外的他人的负面反馈,这些反馈也很容易被我们看作是无关的、不了解情况的或是错误的而被搁置一边;而那些被我们认同的人所发出的反馈信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总之,我们正是在这些最亲密的人当中,(也是由他们)来定义我们是谁或不是谁。城中村社会空间使失地转制居民的社会网络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具体体现为转制居民的社会交往往往只集中在群体内部,由此强化了转制居民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其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同时也使其原身份认同在不断被强化和固化。
一、社会空间视角及“城中村”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视角(socialspatialperspective)”由高特第纳(M·Gottdiener)和亨切森(R·Hutchison)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中首次提出[2]。其核心思想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与社会中个体的阶级、身份、性别、种族等社会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空间的社会意义最早进行思考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把空间,具体来说指诸如厂房等归于生产资料,并强调它的资本性。而把空间与个体身份和行为联系起来做研究方面,最早我们可追溯到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沃斯(1964)和帕克(1967)关于芝加哥帮派和所居住的社区之间的关系。福柯对空间在型塑个体身份方面的论述同样十分经典。他通过对边沁的全景监狱,以及对工厂、医院等建筑空间的思考,具体探究的是型塑个体身份的权力,是如何通过所生产出的空间来得以实现的。在福柯看来,这些建筑空间通过“隔离”,使个体被安置、认知、转化以及监视。同时,这些被隔离的空间,通过其所具有的符码意义,制造着个体的身份类别[3]。此外,个体还可以利用空间的表征意义来表达自我的身份。如遍布世界各国的唐人街,是华人面对全然陌生的异国文化而建构的属于自己的地理空间。唐人街,一方面是旅居世界各国的华人创造的空间社区,与此同时,华人的民族身份也通过其生活工作的唐人街这一社会空间而不断被固化[4]。可见,空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术语,我们所生活的空间,是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的,是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有力视域。
“城中村”空间,“是指在我国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所保留着的在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员身份及管理方式等方面依然传承农业社会特点的农村聚落点。”[5]“城中村”作为我国失地转制居民所生活的空间,从物质形态来看,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它又不仅仅指称的是一个用“长、宽、高”等物理概念表达的地理方位和环境。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对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和集体经济属性的城中村地区,在户籍、土地、规划、建设、融资、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二元的管理而造成的。因此可以说,“城中村”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建构出的社会空间。“城中村”社会空间被建构和生产出来后,它又通过其特有的物理环境、居民的人口特征、经济生产功能、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区的习俗等等具体的空间表征来建构和影响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换和身份认同。
二、“城中村”社会空间对失地转制居民身份认同转换的影响
(一)城中村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区隔了转制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
我们所生活的空间,除满足个体的居住功能外,本身就具备象征符号和社会分类的功能。“城中村”作为失地农民所生活的空间,尽管从物质形态来看,是一个地理概念。然而,“城中村”独特的物理环境,却事实上成为区别城市不同群体的身份的空间符码。
它们(城中村)被充满都市气息的各种建筑物严严实实地从四周包裹着,中间就是由数千栋的“挥手楼”、“握手楼”、“贴面楼”、“接吻楼”堆砌起来的高低不齐的独立式住宅楼群。……若从高空往下俯视,在鳞次栉比与低矮杂乱的巨大反差中,这些住宅群落犹如乐谱中一个个不和谐的音符散落在大都市的画面上,奏出一曲曲失调与刺耳的乐章……在当下的城中村,“脏、乱、差”是粘贴在其“身上”最醒目的标签,是“刻画”在其“脸上”最硕大的印记,城中村似乎也由此而成了一堆“建筑垃圾”[6]。
李普曼指出,物理建筑除了具有功能上的使用外,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常常被作为表明你身份的符号,被用来告诉他人你属于何种群体或者说表达了你的社会身份。同样,“城中村”作为都市里的“建筑垃圾”,不仅把它和其他城市社区区分开来,而且,也把居住在城中村的转制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区别开来,使他们成为不同的类别。并进而塑造影响着城中村转制居民的心理和自我身份认同。齐美尔在《大都市的精神生活》一书中,研究了都市高密度的刺激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了都市居民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即复杂和老于世故的人格,工于心计,从而使整个城市社会也就变得较具理性,重视效率,他把这种独特的城市个性看作是城市居民适应和接受工业化城市新环境的结果。在这里,齐美尔看到了都市空间对都市居民独特类别和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样,“城中村”社会空间,也通过其外部景观上的“脏、乱、差”,一方面使城市居民排斥着转制居民;另一方面,转制居民自己也因所居住的这种空间而产生低人一等的自我想象。结果是,居住在城中村社区的居民,因自己尴尬类别而难以融入都市。周大鸣(2001)在分析阻碍城乡结合部彻底都市化的客观原因时指出:混乱且高度密集的城中村住宅空间是一个重要因素[7]。事实上,无论是城中村的彻底城市化而言,还是城中村转制居民彻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转变来说,城中村空间的彻底消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只要转制居民的居住空间和社会结构没有瓦解,转制居民的身份认同的转化就一直是一个问题。
(二)城中村特有的人口特征标注着转制居民的真实身份
“城中村”转制居民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其居住空间的人口特征的影响。个体身份边界的确立可以通过具体的物品消费和交往群体等得以标注。在城中村转制的进程中,目前各地政府基本上都采取对于居住集中、符合建立社区条件的村,一般都是成建制地转为社区居委会。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空间中,由于转制居民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失地农民,在彼此的互动交往中,他们经常性地交换和依赖着的是原来所熟悉的乡土生活经验,这使得他们的社会记忆不断强化并长久地停留在以往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场景之中,其社会互动与认同的视域被深深地嵌入在同群体内。同时,失地转制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基本上是由家庭成员或近亲构成,并无城市居民那样实质意义的同事关系。即使是征地后被安排进企业的那部分人,由于异质性的存在,他们不可能与其他工人建立起具有支持网意义的同事关系。由于社会交往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的高度同质性,他们的交往常常表现出很强的内倾性,表现为既缺少与周围城市居民的沟通和互动,对城市社会文化难以产生认同。也缺少和自己有紧密经济利益的城中村外来租客的互动,仅有的互动和交往也只限于经济层面的房东和房客关系。
施奈德(Schneider)指出,个体的身份同样是由其所拥有的初级群体定义的[8]。个体在与初级群体的关系中定义着自己。也是在这些纽带关系所形成的环境中学习认识“我是谁”。这些初级群体不仅形成了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品味,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自我评价。相反,我们很少关注初级群体之外的他人的负面反馈,这些反馈也很容易被我们看作是无关的、不了解情况的或是错误的而被搁置一边;而那些被我们认同的人所发出的反馈信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总之,我们正是在这些最亲密的人当中,(也是由他们)来定义我们是谁或不是谁。城中村社会空间使失地转制居民的社会网络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具体体现为转制居民的社会交往往往只集中在群体内部,由此强化了转制居民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其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同时也使其原身份认同在不断被强化和固化。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1104/148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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